還是在國旗護衛隊剛成立的時候，護衛隊曾經收到過這樣一封來信。信是一個天真可愛的西北小學生寫的。這位小學生曾經在電視上看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升旗儀式，對國旗護衛隊的叔叔們十分敬佩。他知道國旗護衛隊的叔叔們訓練、執勤很辛苦，向叔叔們表示了由衷的問候。但在信的末尾，這位小朋友充滿向往的寫到：“國旗叔叔，等我長大了，也要去北京，住在皇宮大殿裏給祖國升國旗。”
最後的這一句充滿童趣的話，把國旗護衛隊的戰士們都逗樂了。
是的，在許多不了解實情的群眾眼裏，國旗護衛隊這個滿載著榮譽和鮮花的集體一定是生活優越的，猜測著他們無論是吃還是住都要比一般部隊優越很多。
殊不知，我們的國旗衛士在生活待遇上和一般部隊完全沒有兩樣。相反，由於客觀條件的限製，在有些方麵甚至比一般部隊還要艱苦。
就拿居住條件來說，國旗班時代，一個班的十幾個戰士擠在工人文化宮西北角靠近筒子河的一間不足二十平米的陰暗的小屋裏。那小屋牆皮脫落、青磚暴露，門窗更是破舊不堪。就是居住在這樣一間小屋裏，一代又一代的國旗戰士把“國旗班”鑄成一個永久的經典。
90年代國旗護衛隊成立以後，國旗衛士們住進了東朝房。南北長條形結構的東朝房是國旗衛士們的駐地，同時也屬於故宮文物保護群，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
住在國家一級保護文物裏是一種榮耀和幸運，更多的還是一種約束和製約。如果不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房間裏連一根釘子也不能隨便釘。
東朝房坐東朝西，每間房間都呈南北長條形，但卻不能隨便打隔擋，隻能幾十張床鋪放在一間屋子裏。
部隊裏空調普及之後的很多年裏，東朝房一直沒有空調，甚至連個吊頂的風扇都不能安，其原因也是處於保護國家文物的考慮。
直到最近的幾年裏，在武警部隊和有關部門的關懷下，我們的國旗衛士才用上了立櫃式空調。在有關部門的監管下，在不破壞其文物價值的前提下，古舊的房屋也得以重新裝修。
國旗護衛隊是一支肯吃苦肯付出肯犧牲的部隊，也是一個承載著無上榮譽的集體。正是由於國旗護衛隊的這種特殊地位和身份，自從組建以來，一代代支隊領導都把打牢戰士思想根基當成頭等大事來抓。
還是在國旗班時代，有關於苦與樂的思辨就成為國旗衛士們時常探討的一個問題。
國旗護衛隊是個特殊的集體，在這個集體裏，榮譽與艱苦同在，鮮花與磨礪同在，掌聲與奉獻同在。
就如何處理好這“三個同在”，從根基上打牢戰士的思想基礎，一直是國旗護衛隊各級領導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
這些年來，國旗衛士給出的答案令各級領導十分滿意。
在國旗衛士的心目中，祖國利益重於一切，為了確保升好祖國第一旗，其餘的一切都可以舍棄。
說起國旗衛士的這種苦樂觀，現任武警天安門支隊張永利政委百感交集，似是有著無限的感慨。
張永利是個富有哲思的幹部，在這種哲思的背後，隱藏著的是感性和細膩，既愛兵如子，又酷如嚴父。他已經在支隊政委這個位子上幹了四年。四年裏，他對國旗護衛隊這支部隊關愛有加。
張永利說：“與其說是我和支隊長在領導著這支部隊，不如說是這支部隊在用他們的一貫精神時刻感動著我們，這些年輕的士兵在用自身的切身實踐闡釋著當代軍人的核心價值觀。”
國旗護衛隊駐守在故宮午門外的東朝房，營區與外界緊密相連，中間隻隔著一道護欄。營區內外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一邊是林立的商亭和形形色色的遊人，一邊是不停的齊步正步和鏗鏘的口令。這兩者之間強烈的反差，勢必會撞擊著年輕戰士的心扉。
戰士們在搞一些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時，經常會有學生問：“現在許多叔叔阿姨都下海經商掙大錢，你們這麼刻苦的去訓練，每個月卻隻拿百十塊錢的津貼，你們不覺得太辛苦太辛苦嗎？”
戰士們是這樣回答的：“沒覺得吃虧，苦是苦了些，但我們覺得能站上祖國的第一哨，能為國旗站崗放哨感到無比的光榮和自豪！”
國旗護衛隊的戰士平均年齡還不到20歲，他們就是這樣用愛國主義的高尚情操來闡釋自己的苦樂觀的。他們每天精神抖擻的完成升降旗任務，從來不曾有過失誤，沒有對祖國的深厚感情，沒有對國旗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
劉春龍曾經創作了這樣一首名為《選擇》的詩。
詩中這樣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