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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白居易集·議文章》曰：“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曆代名人書劄·李翱荅王載言書》又曰：“文深則義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因而，為文者，應揚善懲惡，彰美明道。
魏積良任職天津市北辰區政協主席，雖已步入花甲之年，但自2003年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世說漫議》（上下冊）一書後，似衝決堤堰的湍流，一發而不可收。接著，於2004年由解放軍報所屬長征出版社出版《域外芻議》，2006年又由中國文聯出版和中國戲劇出版社相繼出版了《杜騙淺議》和《綴珠集》，正可謂：“三議”集“綴珠”，數計為五冊；大器晚成哉，別樣具一格。尤其令人感奮的是，積良君出版的四部書，博得京津兩地數十名專家學者頗具見地的評述，並且落筆成文，洋洋灑灑，拾珠積玉，蔚然壯觀，實屬難得。
造化為人計，言誌而抒懷。這正是積良君著書立說的原動力和鍥而不舍之求索。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近些年來，隨著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的顛覆以及國門的洞開，社會風氣和觀念形態在突兀而劇烈的嬗變中出現了荒唐而不可思議的扭曲、畸形與變態。這雖屬陣痛與必然，但需正本清源，輸之正道。諸如數典忘祖，榮辱不分，是非不辨，美醜莫別，唯洋是崇，唯金是拜，唯營是鑽，唯實惠是撈；國格人格嚴重缺失，人之尊嚴重度鈣化；虛無主義、實用主義大行其道。故而，有人辛辣而痛心地說：現在的年輕人有意卷舌嗲聲嗲氣地不講普通話，照此下去，將來都不講中國話了。這裏，餘抑製不住略舉一例。不久前，文壇出現一樁抄襲事件。本來，抄襲者對於被抄襲者，就是偷，就是扒，就是掠奪，是貨真價實的盜竊行為；而對於鍾愛他的讀者，就是欺騙，是不折不扣地掛羊頭賣狗肉。然而，當這位抄襲者被問及對“抄襲”行為有何感覺時，他竟大言不慚地說：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更令人莫名其妙和匪夷所思的是，這位抄襲者的一些“粉絲”，也良莠不分，甘願與“盜”沆瀣一氣，信誓旦旦地表示：隻要是這位抄襲者的作品，管它是真是假，他們都喜歡。可愛又可憐的“粉絲”寶貝兒們，你們不覺得啖“賊”之食自己肚子裏已經不潔了麼？“誌士不飲盜泉之水”。應該趕快把“汙穢”排泄出去，怎麼非要“同流合汙”，甚至再來個“十月懷胎”呢？由此，令人痛感道德失範，榮辱失調；至於世態之頹廢，風氣之萎靡，人心之不古，亦可見一斑。
這絕非誇大其詞，也不是什麼“給社會主義抹黑”！否則，“八榮八恥”為何由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胡錦濤鄭重提出，並被視為“站在全局和時代的高度”，“高屋建瓴、立意深遠，具有很強的思想性、指導性和現實針對性，是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求是》雜誌2006年第10期《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一文）
時下之文壇，似萬馬奔騰，各路豪傑揮戈舞劍，大顯身手，各領風騷，雖不無佳作產生，但正如一些報刊載文指出：在物欲橫流的誘惑下，平庸低俗、流水線似地“攢”和換湯不換藥的“克隆”之作以及“仿真炮製”的作品招搖過市；還有以“英雄”和“崇高”為悖論的“小男人”、“小女人”、“小感受”、“小情緒”、“小天地”以及濫情、煽情、閑情、矯情的“形而下”之作大行其道；更有甚者，那種“美女作家”、“妓女作家”、“胸口寫作”的兜售，光怪陸離，沉渣泛起。所有這些使善良的讀者麵對文壇的諸多“時尚”貨色，砸舌瞠目而不敢恭維。
“文章合為事而作。”一個作家的作品，如果沒有對社會的關注，沒有對群眾痛癢的關切，沒有對是非的褒貶，沒有對文化的崇敬，尤其是沒有對真情實感的抒發，則無異於對文學的褻瀆，“即興言誌”，“修辭直其誠”，被世人視作為文之道，也是對佳作的基本品評與認定。
責任出感知，感知發智慧。積良君是位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和良知以及敏銳觸角的有誌之士。他創作的四部著作，無一不是直麵生活，直麵群眾，直麵人生，直麵社會，發“真人之心”抒“正心誠意”。呼喚天地之正氣，彰顯中華之美德，針砭社會之時弊，鞭撻世風之醜惡，以期振民育德，樹立高尚的社會主義人生觀、價值觀和榮辱觀，並遵紀守法，講信履約。有位資深學者指出，隻要看看“三議”書的封底提綱挈領地“點睛”銘句，則魏氏著作的主旨底蘊便會明徹昭然。即：《世說漫議》一書為：新時期的《世說新語》/匡正時弊的《勸世歌》/棄惡揚善的啟示錄/弘揚中華文明的生動讀本；而《域外芻議》一書則為：域外人生百態集錦/褒揚善良鞭撻醜惡/“漫議”“芻議”異曲同工/旨在傳承中華文明；《杜騙淺議》一書則是：“杜”騙“防”騙字異意近/“說騙”種種魄動心驚/“杜騙”恰如“金針點破”/“論騙”頗似“法力澄清”。這種認定與評價，頗為“英雄所見”，也是對積良君苦心謀篇和傾力撰文的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