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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良君這幾部書所以被認為別具一格，不僅在於所取題材的典型，而更多的成分則是語言在時下文壇中的獨到與鮮見。形成文字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和表達的工具。不同的語言展示著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曆史、沿革與傳承，並閃耀著該民族智慧的光輝和精神文明的碩果。中華民族悠久的傳承語言範式，是世界語言藝術的一枝奇葩，是具有鮮明個性的瑰寶。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將會不斷革新，不斷發展和變化，但決不能割裂、揚棄與否定。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隻有在繼承中發展才會具有強大的而綿延不竭的生命力。對於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字，要“洋為中用”，並善於汲取其精華，但不能一味全盤照搬，更不能以之取代祖國語言文字。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語言文字的多樣性，是由世界本身就是多民族構成所決定的。積良君在著述中采用的文白相融的語勢架構與陳述方式，不但以簡約凝練顯現傳統古典風姿，而且也表現出與所涉獵題材相諧的莊肅美。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和著名作家高洪波將其閱過的《世說漫議》和《域外芻議》稱之為“奇書”，抑或就是認為其語言風格所形成的乃是“文化現象的一種姿態”，“似乎在‘複古’中尋找一種與時代溝通的途徑”。積良君的語言風格，是其“循古人‘篇中煉句，句中煉字’之訓，每成一文必從容咀嚼，意求刪繁就簡”的結果，是其不惜傾注巨大心血的結晶。尤其是《綴珠集》中的120句話，句句都堪稱格言警句。“猶現代論語，以修身辭典而銘世。”（見張同吾先生《東方文化翰墨精髓》一文）通覽積良君的幾部書，應該給予肯定的是：它們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和鮮明的針對性，又有引經據典和探賾索隱的史料意義。
以上發端，絕非“越俎代庖”，而是力求作為一個“引子”，或者是為著“拋磚引玉”。因為，這幾十位專家學者的書評，所論述的角度更新穎、更集中、更典型，故而也更深刻、更犀利，並且還彌漫著濃鬱的知識密度和學識。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中國倫理學會會長羅國傑在《漫議〈世說漫議〉》一文中，關於揭示“君子以遏惡揚善”和“君子以振民育德”所語出《周易·大有·象》和《周易·蠱·象》之發端；例如人民日報文藝部原副主任、著名文學評論家繆俊傑在《充滿人文關懷的新“世說”》一文中，對《世說新語》的介說；例如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劉蔭柏在《一部別具特色的新文人筆記——淺談〈世說漫議〉》一文中，對於書中“此壺有三奇”的典出由來的引申；例如長征出版社總編輯、著名軍旅詩人曾凡華在《筆記文體的現代版》一文中，將《域外芻議》與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和蒲鬆齡《聊齋誌異》遺風之比較；例如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著名作家尹一之在《中國人的誌氣》一文中，按陰陽五行的歸類對“金錢”的解剖；例如中國詩歌學會秘書長、著名詩歌評論家張同吾在《東方文化翰墨精髓》一文中，對語言文字的精辟闡述和對明代高濂編著的《遵生八箋》裏十大延年之功的充實；例如中央軍委空軍政治部原宣傳部長、著名雜文作家李明天在《從“紅得發紫就是黑”說起——讀〈綴珠集〉有感》一文中，對“事物有其度”和“遇事當有度”的層層剝繭似的精辟闡述；例如中國華僑畫院副院長兼秘書長崔續庚在《管領春風一大家》一文中和中國書畫家聯誼會副會長李世英在言及《綴珠集》的楷書中，對張瑞齡書寫的《綴珠集》墨跡出於行家裏手的析評；例如空軍大校、著名雜文作家張聿溫在《見利忘義可恥》一文中，對“義”、“利”之衡，引經據典，提出“四要”，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北京世界華人文化院副院長兼養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張培林在《弘揚孝道人人有責》一文中，對“孝”之發蒙啟智般的詮釋；例如《中國紡織報》原總編、“世華院”研究員陳義方在《仁而愛人樂善不倦》一文中，對“仁”古今一理的析辯，等等，都足以稱得上是對積良君著述的解讀、充實與升華，也可以講在某種程度上屬於二度創作。因此，將這些精彩的書評彙集在一起，編輯出版，其意義非同市儈者那種狹窄的不屑與冷嘲，而是智者的慧眼識珠以及學識的涵納與儲蓄。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在此評論集的編輯過程中，積良君工作之餘投入了不少精力，對每篇評論文章反複閱讀，對一些關鍵處再三推敲斟酌，力求客觀準確。同時，編者認為，其四年出版四部書，創作之路充滿艱辛與執著以及對文學的鍾情，故請其以“我的文學創作之路”為題談談感懷，相信對讀者也不失為一種借鑒與激勵。
此書的編輯，按四部書的出版順序依次排列，而書評的排序既不按頭銜也不按姓氏筆劃，而是按內容切分，自然而然。在書評文章之後，將積良君有關後記、贈書獻詞作為“附錄”，意在力求內容之全麵完整。
積良君屬業餘作家，正式操觚四載即創作出版四部書，成果實屬斐然。今天又能編輯出版一部作品評論集，委實可喜可賀。
滄海一勺，語林一枝。擇善而從，學必有師。意在衍行，當觀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