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倘若這部小小說集得以問世，將是我在這個領域開墾出的第一塊“處女地”。
麵對剛剛榮獲母親稱號的產婦提問：你是怎樣懷孕的？又是怎樣將嬰兒分娩的？她無疑將是一臉震驚。她會恍若夢中；她會無言以對；她甚至會因對這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問題回答不上來而發窘。仿佛她不是正派的女人。
以此喻之，又拓展開來，不禁又問：我是怎樣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又是怎樣在被人稱之為“文學創作是一條擁擠不堪而又十分狹窄的小路”上艱難蹀躞的？我無疑也將是一臉的麻木，於惶惑中似大夢未醒，繼而或者下意識地蹦出一句：偶然大於必然。或許是上帝的安排。
這前後兩句內涵風馬牛不相及的回答頗象夢囈。
是的。
文學之於我，的確是個夢。是個乖張多舛的夢。
二
勿庸諱言，亦非自謙，我沒有聰穎的天賦也非出身書香門第而受過高深的教育。人生坎坷雖有但談不上不堪回首，當然也更無所謂慘烈。文學造詣絕對劃歸中等，檔次恐怕還屬於“自我感覺良好”。至於想當作家的夢，30歲那年曾萌動過，但一巴掌又被拍醒了。
獵奇是人的天性。大概正是基於如此吧，幼年時期的我酷愛聽書。我的家鄉冀中一帶有個風俗，婚喪嫁娶一般都要請個說書先生（西河大鼓和評書），內容都是被時下視為“下裏巴人”的通俗文學範疇。如《楊家將》《三俠五義》、《封神演義》、《呼家將》等。
那時盡管我才五六歲，隻要聽說哪個村說書，不管三裏五裏，約個夥伴就蹽去了，一聽就是大半宿。盡管時常受到母親出於惦掛的責罵，但過後依然我行我素。還有就是我們村有個落魄的老秀才，每天晚上都在村中央大廟前的廣場上象擺地攤一樣地說評書。其談吐要比一般說書人文謅些，內容也不外乎是《三國演義》、《聊齋誌異》、《今古奇觀》、《官場現形記》等。我可以自豪地稱得上是他最忠實的聽眾。隻要他不宣布“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次分解”，就是天上下雹子地上刮颶風，我也不會挪窩兒的。
之後呢，開始上學了，“聽書癖”便“一分為二”，即一半轉為看，一半仍為聽。不過，那時莊稼漢的孩子看點兒書是十分困難的。一來沒錢買書，打瓶醋的錢還要靠從雞屁股裏摳；二來沒工夫，放了學父母不是叫你拾柴禾就是打豬菜。夜間看書，又嫌點燈費油。有一次我向人（那時還沒聽說過什麼地方有圖書館之類的場所）借了一套線裝本《乾隆下江南》，限定3天交還。當天中午幫著母親燒火做飯時，隻顧一門心思看書了，結果把一隻新布鞋燒了個洞，不但挨了母親一頓急風暴雨式的笤帚疙瘩，而且中午也隻好餓肚子了。轉天上課時，為了趕進度，竟然埋頭讀了起來，結果遭到老師的喝斥，書也被收繳了去。最後不得不把母親的大駕請出來（老師是我表姨夫），才把書索了回來。
再之後呢，便進入了全國大躍進的年代。我也由農村一下子“躍進”到華北工業的搖籃——天津市，在當時還屬於公私合營的新安電機廠當了一名鍛工。那年我還不滿15歲。
鍛工，是個文雅的稱呼，在鄉下被叫作“打鐵的”。雖然這家工廠已經頗具現代工業的規模，鍛工組也擁有氣派的蒸氣錘和夾板錘，但是依然擺脫不了爐烘火烤，需要掄錘才能完成的活兒還真不老少，所以勞動強度很大。8個小時工作後，渾身散了架似的，疲憊不堪。但是，由於我擁有了“經濟獨立權”（前5個月學徒工月薪僅有13元，半年後才增加到15元），所以，“聽癖”不改，每天晚上不惜破費日工資的五分之一到河西區謙德莊書館聽上一個鍾頭的大鼓書。管它下雨刮風，管它春夏秋冬，幾乎天天如此，可謂“雷打不動”。至於看書，更是信馬由韁了。一次上夜班，正值隆冬季節，天寒地凍，朔風怒吼。8個小時的工作量我們4個小時就幹完了。其他師傅都鑽到個暖和地方睡覺去了，我拉過一條木板凳，放在鍛工爐前麵，躺在上麵看起了《紅樓夢》。大概由於過於勞累，不知什麼時候睡著了。驀地，我覺得右腿肚子上猛地被人用通紅的鐵塊烙了一下，隨著“啊呀”一聲大叫，“咕咚”一下子摔到了地上。一看，隻見右腿上的棉褲已被燒了個拳頭大的洞，並且還在青煙嫋嫋，洞的直徑也在延伸。要說勇敢，恐怕莫過於此時了。我百米衝刺般跑到水龍頭前，“嘩”地擰開閥門，箭似的水柱射在棉褲洞眼兒上，火是眨眼之間熄滅了，可是我的右腿被燒傷處也眨眼之間起一個饅頭樣大的燎泡，陣陣鑽心般痛，渾身直冒冷汗。倘若有人問我那時你是首先想到去醫務室還是找那本《紅樓夢》，我毫不加粉飾地說：首先想到的是後者。這倒並非完全是我惜書如命，而是這套書是我從廠圖書室借來的。借書證上甴紙黑字寫著，如果損壞或丟失，加倍賠償。一套《紅樓夢》定價好幾元，再翻一番，我一個窮學徒工賠得起麼？
當寒星狡黯地盯著我拖著燒傷的右腿和凍得梆硬的棉褲跛足往距廠少說也有4公裏的職工單身宿舍走時，我不禁莫名其妙地吟誦起書中的那首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最後加上一句，“整得老子好狼狽！”
縱觀這幾年的“聽”與“看”，算不算青少年時期也受了些文藝熏陶呢？假若算的話，無疑需要加上一個注腳：“好寒酸！”
誰知，可憐的還在後頭哩。
三
曆史的時針瞬間旋轉了六萬一千餘圈兒。一場“文革”開始掃蕩神州大地。恰恰在這個時刻，我結束了從戎後達4年之久的“直線加方塊”的連隊生活，調到北京軍區空軍某基地政治部宣傳文化科，從事新聞報道工作。喜悅心情自不必說。大凡行伍出身又在基層連隊生活過的都知道，連隊生活緊張、嚴格，想讀點文學書籍那是比登“蜀道”還難。到了宣傳文化科，飽覽文學書籍豈不名正言順？不料我“上任”不到一個月，領導上便分配我一個無比“神聖”的差事：參加推行“橫掃千軍如卷席”般的大掃蕩，即把基地圖書閱覽室、本科和本科每個人的文藝書籍統統無一漏網地收繳在一起，加以封存，等候處理。說這是“徹底摧毀資產階級文藝黑線”，“保證無產階級專政永不變色”。那天，當我們將滿滿兩解放牌卡車文藝書籍拉到造紙廠要化為紙漿時，不知當時我怎麼竟敢“知法犯法”，擅自將一套《金陵春夢》和一本傑克·倫敦的《馬丁·伊登》掖到自己的床頭櫃裏。誰知，沒幾天不知被哪個小子告了密，結果黨支部決定叫我在黨小組會上作“觸及靈魂”的檢査，並要從“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的原則性高度認淸是非。這一棒打得我好沉重，結果是小會批大會點，我焉能不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從此，與文藝書籍卻成了絕緣體。
生活真象個幽默的大師，常常做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惡作劇。身為宣傳文化科的新聞幹事，加深文化修養要受種種限製，豈不滑稽？！
四
人世間的事情是多變的。
曆史的時針又瞬間旋轉了六萬一千餘圈兒。天津文藝出版社給我當時所在的空軍第六軍政治部去了一封公函，希望將我與他人合作采寫並做了較大規模宣傳的、天津空軍醫院某協理員在幫助冀東貧窮山村開展合作醫療中獻身的模範事跡，由新聞通訊改寫成文學故事。那時我在軍政治部宣傳處任新聞幹事。當領導給我交代任務時，我欣然從命。這絕不是自不量力，也非不知天高地厚。雖然我也知道人物事跡通訊與文學故事不同，單就思維形式講就有所別，前者是邏輯思維，後者卻是形象思維，改寫起來會相當艱巨。但我還是想試上一試。當時無論是文藝界還是理論界，都興寫作組，據說寫作組有兩大功能：一可以集思廣益，二可以扼製個人成名成家。我們當然不敢忤逆潮流，便也組成了個小小的寫作組，名叫“赤鷹”，即“紅色戰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