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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4個月的寫作中，寫作組始終處於一種“戰鬥”狀態，幾乎沒日沒夜，更談不上休息星期天了。第一稿寫了12萬字，第二稿增加到14萬字，到四易其稿竟是18萬字了。雖然每修改一稿，字數就象滾雪球似的膨脹和擴張，但質量仍不能令出版社滿意。
難哪，那多年搞新聞所形成的概念化的語言，那首先從主題出發的思維方式，那離開人物內心世界的泛泛交代，那平鋪直敘的結構形式，那缺乏藝術感覺的空洞議論，都“痼疾”般的難以醫治。
由於在艱難的狀態中苦苦熬戰，不到兩個月，參加寫作組的成員，每人的臉都瘦了一圈兒。量量體重，最少的掉了2公斤肉。
所以，到修改第五稿時，幾個男兵女將都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回原單位了，寫作組便隻剩下了我一個“光杆司令”。
雖說隻剩下我一個人，也不能掛免戰牌呀，誰叫我已經在領導麵前請纓了呢？不拚到最後，我是不會“偃旗息鼓”甘當孬種的。
那時，由寧過度勞累，加上怕完不成任務難以向領導交代的壓力，我整天頭痛得要裂開似的，而且嚴重失眠，每天最隹狀態隻能睡上3個小時，還要靠藥物輔助。經診斷，醫生說我患了“神經官能症”，大腦皮層過度疲勞，需要立刻住院治療。
這怎麼可以呢？如果我住院治療，大家幾個月的辛勤勞動很可能半途而廢。
我再三懇求醫生不要叫我住院。為了激勵和鞭策自己，我便把“學問勤中得”和“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等名句作為座右銘寫在紙上，貼在床頭和牆壁上。
當時支配我行動的最高準則就是毛主席那條語錄：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複，產生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你甭說，最後一稿我修改得相當可以，出版社看後擊節通過。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就在定稿的同一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據說頗有來頭的文章《文藝作品不能寫真人真事》。這樣我們苦苦筆耕了一百多個日日夜夜的作品隨之擱淺。
荒唐麼？不。因為那時本身就處於荒唐的年代。
五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就在此作欲出不能、欲罷不忍的等待期間，我居然鬥膽寫開了短篇小說。初稿完成後，聽說《天津文藝》馬上創刊，便傻愣愣地直闖該刊編輯部，並得到名叫李興橋的編輯接待。興橋同誌見我是個“大兵”，年齡又相仿，倒也頗為熱情。經他指點，又修改一稿，發表在1973年《天津文藝》創刊號上。篇名叫《路遇》。這便是我的處女作，也是我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蹣跚學步的開始。
發表第一篇作品的高興心情是難以形容的。眯成一條縫兒的兩眼看著刊物上自己名字下的白紙黑字，心裏陣陣發醉，眉裏眼裏滴著笑，那神態宛如看著剛剛落生的可愛的兒子。
第一篇作品的發表象酵母一樣催發了我創作的衝動和不可遏製的激情。於是，我一鼓作氣，接連寫了個短篇小說和兩篇報告文學。一個短篇小說叫作《起飛線》，發表在《河北文藝》1974年1月號上，而且作為頭題。一個短篇小說叫作《占位》，發表在1974年1月6日《解放軍報》上。其餘3篇在間隔不到半年的時間裏也都發表了。
此刻，我的確萌動起要當作家的夢。因為幾篇作品發表後不僅得到一些讀者的好評，甚至有的戰士竟給我來信求教如何寫小說了。
不過，這次的夢，十分短暫地被領導一巴掌拍醒了。
領導給我指出，我應該全身心地撲在新聞工作上，一心不能二用。言外之意我已經在不務正業了。其實，那年我發表了幾十篇新聞稿件，《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天津日報》、《河北日報》、《空軍報》等軍內外報紙都榜上有名。其中有兩篇工作通訊報社還加了編者按語。我不僅被評為軍區空軍優秀通訊員，而且我負責抓報導組的經驗體會，《解放軍報通訊》還作了介紹。但是這些是不能作為理由辯解的。從領導的語氣中已經清楚不過地告訴你，新聞稿件刊登再多，也是應該的，因為這是份內的事，而寫小說則是份外的事。說實的，除《路遇》那篇小說是在出版社等候消息時占用“公家”時間寫就的外，其餘幾篇都是利用原本屬於我的業餘時間一晚上開夜車寫出來的。現實中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節假日和業餘時間不論是下象棋、打撲克、軋馬路和聊天扯淡，領導都不過問，但是隻要你寫小說，那時領導會盯著你，輕者說你想成名成家，重者說你不安心服役。這是為什麼？我至今也說不太清楚，也不願白費腦筋。
既然領導嚴肅地指出了“迷津”，隻得表示“洗手不於”。
六
山不轉水轉。
誰知沒過兩個月，空軍通過幹部部門一個電話，要我參加撰寫在“9.13”事件中與叛徒搏鬥並毅然將滿載大量黨和國家核心機密材料和林彪反黨集團黑名單的直升飛機駕駛返回北京而英勇獻身的飛行員陳修文事跡的寫作組。當時我在寫作組扮演兩個角色：一是作者，二是以在空軍政治部宣傳部文化處幫助工作的名義擔任聯絡員。經過幾個月的寫作，此書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定名為《忠誠戰士》。
寫作組的使命結束後，不知文化處的領導認為我身上有些文藝細胞呢，還是認為我是個幹事兒的材料，一道調令，我便由冀東煤城調到首都北京，成了空軍政治部宣傳部文化處的文化幹事。
幹事幹事，總得幹事兒呀。
可是那幾年除了搞運動，除了沒完沒了的會議和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是沒有多少實際業務工作可幹的。當然，有些重要的學習是非參加不可的。但具體到一個單位中人與人之間過去的“積怨”，對於我這個到機關不久的新幹事來說就關係不大了，攪和進去反而有幫派之嫌。所以，我就常常悶著頭讀點文學名著。一次一個編輯部約我寫篇五千多字的小說，我便“貓”在資料室爬“格子”。不料，我還沒寫滿一頁稿紙，一個負責抓“運動”的同誌找我談話，說我不關心政治，有意逃避路線鬥爭，委實令人驚訝和憤慨。
為了表示“緊跟大方向”，我“嚓嚓”幾下把稿紙撕碎了。不久，這篇小說卻又魔術般地發表出來了。那位同誌不無驚奇地問我什麼時候寫的，我悻倖地答了一句：“在你睡團圓覺的時候。”
我這樣回答決不單單是氣話，而是有個起碼的事實做依據。在我堅持業餘創作的歲月裏，幾乎星期天都是在辦公室裏度過的。平日的晚上，俟老婆孩子睡著了，用炮彈殼製作的台燈下才變成了我筆耕的天地。愛人常常不解地說：“領導並不喜歡，登了又沒個稿費，勞神費力，圖個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