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杜甫（2 / 3）

四、西南飄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穀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後返成都。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綜觀杜甫一生思想是“窮年憂黎元”，“致君堯舜上”，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一個曆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鬱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傅，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複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對後來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產生了積極影響。生平詳見《舊唐書》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杜甫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經曆；把社會現實與個人生活緊密結合，達到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統一；代表了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被後代稱作“詩史”。但杜甫並非客觀地敘事，以詩寫曆史；而是在深刻、廣泛反映現實的同時，通過獨特的藝術手段表達自己的主觀感情。正如浦起龍所雲：“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天寶後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時事政治詩。短篇如《洗兵馬》、《有感》、《麗人行》、《三絕句》、《病橘》、《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長篇如《夔州書懷》、《往在》、《草堂》、《遣懷》，雖內容各異，但都是個人情感與事實相結合，抒情色彩較濃。戰爭題材在杜詩中數量很大。杜甫對不同性質的戰爭態度不同。反對朝廷窮兵黷武，消耗國力的有《兵車行》、《又上後園山腳》等；支持平息叛亂，抵禦外侮的有《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歲暮》等。《前出塞》、《後出塞》兩組詩，既歌頌了戰士的壯烈英勇，又譴責了君王拓邊無厭和主將驕橫奢侈；以一個戰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三吏”、“三別”中，詩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憤恨野蠻拉丁；但大敵當前，兵源缺乏，他隻能忍痛含淚勸慰被征者。表現出作者內心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杜甫有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係自己，也聯係時事，是情、景與時事的交融，而不僅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劍門》。

杜甫還有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築、舞蹈、用具和農業生產的詩，同樣貫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時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詩，時代氣氛不濃，個人感情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寫的一部分詩。這是他經過長期飄泊，得到暫時休息後心境的表現。在《屏跡》、《為農》、《田舍》、《徐步》、《水檻遣心》、《後遊》、《春夜喜雨》等詩中，詩人對花草樹木、鳥獸魚蟲的動態有細膩的觀察，無限的喜愛和深刻的體會。體現了杜甫詩歌和為人的另一側麵。杜甫懷念親友的詩，大都纏綿悱惻，一往情深。如《月夜》懷念妻子，《月夜憶舍弟》懷念弟弟。眾多懷友詩中，以懷念李白的最為突出。從與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談到李白的詩有15首。表現了他對李白的推崇和情誼。杜甫還以詩論詩，在《戲為六絕句》、《偶題》、《解悶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達了“轉益多師”、“別裁為體”，揚棄古今而自鑄偉辭的藝術主張。在困守長安和飄泊西南時期，為求仕進和維持生計，杜甫也作過一些內容無聊、格調不高的投贈權貴、奉和應酬的詩。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