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AI情感朗讀功能。歡迎大家點擊體驗！
我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隨筆，都反映了一個在日本的偏遠地區、森林深處出生、長大的孩子所經驗的邊緣地區的社會狀況和文化。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日本愛媛縣，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衷於閱讀加繆、薩特、福克納、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1993年創作長篇三部曲《燃燒的綠樹》，獲得意大利蒙特羅文學獎；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設立以來亞洲三位獲獎者之一。也是繼泰戈爾1924年4月訪華之後惟一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來中國訪問的世界級文學大師。大江是一名“知識分子作家”，他正關心著三個問題：一是核武器問題，二是環境問題，三是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共存共生”的問題。他對日本“國家主義”傾向，二戰期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侵略屠殺罪行的不懺悔，抱有警惕和嚴厲的批判態度。他說：“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是東京都市民的恥辱。”
大江以其“存在主義本土化”小說創作而獲得世界聲譽，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性的人》、《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學上的最基本的風格，就是從個人的具體性出發，力圖將它們與社會、國家和世界連接起來”。
此次訪華前，國內剛剛翻譯出版了他的自選集和隨筆集。
大江健三郎：能夠和中國的青年學生們直接談話，對於我來說，是最大的喜悅。在為這次談話做準備的階段，我聽說大家對我從一個“學生作家”起步的生活曆程頗為關心，我想，關於這個問題，在我發言之後，回答大家提問的時候，可以具體地、輕鬆愉快地展開。在這裏，我首先想談的是，在我這樣一個作家的生活裏最為根本的，以及我對我所意識到的培育自己成長的文學與社會的思考。
回顧成為作家之前孩提時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談到日本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以及由此發展而成的太平洋戰爭，在這一過程中，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成了日本社會的基礎。
但是，在那個時代，在我生長的山村裏，還有另外一種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對立的思想，以地方曆史或口頭傳說、民俗神話等形式存在著。在我的孩提時代，把這些講給我的，是我的祖母、母親等民間的女性。我通過她們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們麵對從東京來的國家派出機構，用武力進行抵抗，曾經舉行過兩次暴動，特別是後一次暴動，還獲得了勝利。那次暴動，是從1867年到明治維新前後之間舉行的，並且，是在明治近代國家體製起步之後――在那開始的混亂時期――包括我們村子在內的地方農民勢力戰勝了國家勢力。
關於這兩次暴動的記憶，都從官方的記錄裏刪除掉了，在學校的教育裏，對此完全置若罔聞。但是，這些在山村婦女們的故事裏，通過土地、風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脈相聯的家族，生動地傳承了下來。
一方麵，在自己的家庭生活裏，是女性們講述的土地的曆史、傳說；另一方麵，則是在學校裏學習的社會統一的意識形態――以天皇為中心的曆史和傳說。我徘徊於兩者之間，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現在，回顧這段經曆，特別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時代的我，既相信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又從沒有懷疑過山村的曆史和傳說。我終於發覺，那時，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於二重性和多義性之中。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家裏的女性們的講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緣故。
我母親所講述的，是早在日本成為近代國家之前，在我們這片土地上流傳、與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聯的故事。並且，這些故事，在國家把奉天皇為神明的信仰作為日本的意識形態之後，仍然生動地存留在民眾生活的層麵上。
就這樣，在具有二重性、多義性的民眾意識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共存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在還是孩子的時候經驗了日本的戰敗。並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聲音宣布的具有打擊性的經驗。從那以後，在戰後十年左右民主主義和和平思想最為高漲的時代，我從少年成長為青年。戰後十年的後半階段，在日本，興起了認為作為憲法原則的民主主義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認真地推行這樣一種社會風潮。但我認為，我是通過在戰後民主主義時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養了自己的社會感覺。
在小說創作的同時，我所寫作的時事性的隨筆、評論，始終是把經驗了從奉天皇為神明的國家主義的社會，向以獨立的個人橫向連接為基礎的社會的大轉變，最後自覺地選擇了民主主義――這樣一條軌跡作為一貫的主題。現在，在日本的傳媒上，所謂公大於個人，並且，把這個公等同於國家的公，諸如此類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再次成為一種強勢，在這樣的時候，我必須堅定地堅持貫穿自己人生經驗的思想。
另外一個話題，我想談一談有一個身患殘疾的兒子對作為小說家的我的決定性影響。我的大兒子大江光，出生的時候就患有智力障礙，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但是，作為年輕的父母，我和妻子決心為這個嬰兒的生命負起責任的時候，這個孩子就成了我們人生中的一個必然的要素。
特別是，當我想通過和這個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漸漸地，我認識到，自己的家庭裏有這樣一位智力有障礙的孩子，對我來說，是意義極為深刻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