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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歡的季節》用不同以往的視角，敘述了一個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心理路程。錢文早已遠離社會中心，處於時代激流和旋渦的邊緣，這種邊緣狀態使小說人物獲得了洞觀“文化大革命”的距離感。他始終在被動的驅逐中遷徙，不得不一次次逃離和躲避，隻有在心靈深處，仍保存著對國家命運固執的關注，並時時滋生出劇烈的痛感。他更像是一個民間觀察家，窺視並思考著周圍瘋狂的人和事。窺視與逃離，是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實姿態。小說的最後部分，錢文麵臨選擇，他似乎有機會“介入”“文化大革命”式寫作，從而實現自己僅僅是企盼寫作這一本真的欲望。但錢文最終拒絕了“合作”（投靠），寧願孤寂無望地繼續守護自己的良知。“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識分子麵對“價值實現”誘惑來臨時的矛盾遊移心態，帶有自我拷問靈魂的色彩，是小說中最具人性深度的部分。
《狂歡的季節》的架構一如王蒙多年的創作習性，采用多種現代小說技法。錢文和“他人”的故事，始終交叉交織交彙。
“我”和“他們”一直在進行實地的和心靈的糾纏比照，以“我”為中軸，漸次放射開去，再收回至“我”，呈現出一種複雜而從容的傘狀結構。即使錢文所在的邊疆再偏僻，“文化大革命”的景觀也能照收眼底；“文化大革命”的人事變遷再狂亂，由於分散的傘骨有序地架設在錢文這根傘柄上，無論收或是放都遊刃有餘了。
在這種結構的設置下，另一條情緒的潛線也在蜿蜒行進，雙管齊下——與“狂歡”的氣氛相對應的，是“殘酷”和“淒惶”。尚在錢文離開北京去往邊疆的路途上，他和家人所喜愛的金魚就死掉了，然後是貓，再以後是雞。在他寂寞的生活中給予他安慰和希望的小動物，無一例外地通通死去，接連不斷地向讀者傳遞著無情的死亡氣息。“季節”與“自然”逐漸背離，死亡與狂歡、生命與毀滅，構成悲劇意味和鬧劇噪音之間的極度不協調和對立。所有的動物都死了，主人公連這樣弱小的動物都無力養護，何談自身；但錢文仍不甘心，他本能地追求世俗的、真正屬於自己的快樂。錢文和妻子試做奶油炸糕、釀製酸奶、喝酒抽煙、回北京吃烤鴨，等等，企圖在平凡和日常的生活瑣事中獲得普通人的滿足。這種細微而可憐的歡樂同“文化大革命”極度壓抑人性的嚴酷現實，一次次構成強烈的反諷和落差，將知識分子的精神苦痛與無奈一層層揭示剝離。錢文在雪山下人工湖遊泳的那一片斷，是全書中最美麗最富詩意的描述之一。從閱讀的節奏來說，每當敘事有可能偏向沉悶時，作者便及時地回到錢文的生活中來，錢文一過日子，“季節”中就有了生氣有了人味有了情趣有了希望。這種軟性的抗爭，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所能采取的，極具代表性的抵製與反抗方式——在被現實包裹得越來越厚實堅硬的心繭之內，殷紅的血液仍在流淌，它柔軟鮮活，儲藏著所有被壓抑和貶損的情感；很久以後當塵埃落定，心殼一片片脫落，被保存完好的良知，終以巨大的力量一齊迸發出來。一部心靈史，閱讀的快感當來自於對心弦的準確即擊。
所以，是否可以認為，王蒙作品中的政治和革命，是感性的政治、人性化的政治、審美的政治。當曆史所呈現的某些弊端至今仍在阻礙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前行之路，王蒙“季節”係列所做出的巨大努力，顯得尤其珍貴。他的作品是對盛行一時並至今仍未得到清算的極“左”文化土壤不倦的清理和改良。王蒙筆下新的“季節”很快又將到來，書中的主人公錢文後半生的命運，將是在重新開始的新春季風中，一邊養護自己受損的心髒，一邊不遺餘力地在世上尋找更安全更先進甚至富有詩意的心髒搭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