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讀到《騎兵軍》的其中三個短篇小說《鹽》、《我的第一隻鵝》、《一匹馬的故事》，就覺得巴別爾小說的構思很特異，衝擊力極強，文字緊密讓人看得透不過氣。閱讀的時候，一段話得來回“掃描”好幾遍。後來很快去買了《騎兵軍》的插圖本，讀過前後的序和跋以及他的生平介紹，更使我對這位被“掩埋”幾十年的前蘇聯作家心生敬仰之情。
其中還有像《泅渡茲勃魯契河》、《家書》、《基大利》、《多爾古紹夫之死》、《馬特韋·羅季奧內奇·巴甫利欽傳略》、《政委康金》、《阿弗尼卡·比達》、《歌謠》以及《一匹馬的故事續篇》，都給我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
我不知道其他的女性作家和女性讀者是否也喜歡巴別爾的小說。在我看來，巴別爾打動讀者的並非是因為他的“堅硬”或“強硬”，而恰恰是他的文本背後潛藏的“軟弱”。用地球來比喻，地殼的表麵是泥土而後岩石，岩石堅硬而厚重，包裹了整個地球。但是通過岩石層，鑽透地殼到達地層深處，“地心”的岩漿就像生雞蛋的蛋黃一樣，是液態的、流動的。地麵上的人看不到地心的岩漿，但是它存在著。滾燙、沸騰，在某個時刻，會從被岩層封鎖的地殼中猛然噴發出來。
我在讀《歌謠》的時候，腦子裏閃過了這個念頭。我覺得巴別爾始終在用文字，同他性格中的膽怯和優柔寡斷進行搏鬥。這種狀態，有點像女性麵對整個“強硬”的男性社會的那種心情——你必須得不斷地戰勝自己。
近年來，當代中國作家作品的“現實”深度、藝術風格和個性，已經有了很大差異。現實主義創作在中國，已經呈現出越來越多樣化的趨勢，甚至有時是對立和互斥的，所以這種比較有一定難度。但在大多數作家的潛意識中，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認識，仍然有一種同根同源的一致性：這個所謂的“現實”，必須是經由作者主觀意識“改造”或是認可的現實，也就是說，不是“他”的現實，而是“我”的現實。我們很少能在當代作家的作品中，見到顯形的“他”與隱形的“我”之間的巨大心理衝突（例如巴別爾作品中所流露的他對哥薩克的欽佩與厭惡——這兩種矛盾的心情所構成的極度緊張感）。因而，我們目前所熟稔的那種寫作者與寫作對象之間，達成了“妥協”的“現實主義”，客觀性被閹割或是修飾，於是變得有些可疑。
巴別爾的小說在世界範圍產生影響，並受到廣泛讚譽的許多年中，仍有人批評他的寫作方法是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的。因為18、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經典文學作品，都具有強烈的“批判”色彩。而“現實”（故事所呈現的社會生活），已經過精心提煉、提取和加工；情節的鋪陳和小說構思，也大多建立在虛構的基礎上。因此，巴別爾那種“用最直接的方式”將事件和人物呈現給讀者的小說，就成為文學的一個異數或是傳統現實主義的“叛徒”。巴別爾的作品在上個世紀20年代出版後，如同颶風一般橫掃文壇，迅速引起關注和好評，因為他確實“顛覆”了原有的“現實主義方法”，創造了“另一種現實”，他的作品為既定的文學模式，注入了一股強勁的新鮮血液。
巴別爾那樣的作家，即使沒有經曆戰爭和騎兵軍，他的作品也會是與眾不同的。因為他的靈魂始終動蕩不安，對“現實”與“自我”的質疑，使他的寫作與一切的現成秩序都可能發生潛在的心理衝突。（優秀的作家也許大多是這樣）雖然，《騎兵軍》中達到的那種“力度”，（生命與尊嚴、死亡與榮譽、文明與野性）除了記述戰爭之外，是否能找到更合適的載體來加以揮發，並達到那樣的極致，我難以假設。但是文學作品的基本素材——故事本身的“質地”：軟硬、疏密、濃淡、險夷等等，其實已經決定了小說對“力量”的承受程度。有些故事先天就注定是無法“受力”的。所以，從作家的選材，便可大致窺見寫作者的精神取向。為什麼有些作家隻對庸常的瑣碎生活感興趣，而有的作家，總是鑽到曆史的深洞裏，試圖把某種稀有礦石掏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