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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別爾的創作經曆，實際上已經為這個問題做了注釋。他26歲那年，在蘇波戰爭前夕，主動請求去騎兵軍做戰地記者。此前，他就已經有了多次離奇而冒險的戰爭閱曆。這裏似乎有一種宿命的意味，就是說，那個戴著細圓邊兒眼鏡的“柳托夫”，日後是一定要成為享譽世界的作家“巴別爾”的。並不是布瓊尼的“騎兵軍”成就了巴別爾，而是巴別爾成就了《騎兵軍》。因為巴別爾不是被迫或是無意中撞上了騎兵軍的生活——那匹“馬”是他自己跨上去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寫作的人，選擇了什麼，也許就會成為什麼。
對於文學的真實性而言，道德評判是一個陷阱。在你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說中，許多作家都是自覺地“赴湯蹈火”的。因為作家擔當著“靈魂的工程師”。但巴別爾拒絕成為工程師，隻願意作為一個“解剖師”。在人性深處，天使與野獸共眠，巴別爾的使命，好像就是要用文字將天使催眠，把野獸弄醒。野獸醒過來咬了讀者，讀者感覺到疼痛，於是憎恨野獸；回過頭，卻看見了一旁熟睡的天使，更覺天使之美之善；想要親吻天使，才發現天使和野獸是連體，共用一個心髒，隻不過有兩個腦袋而已。真要做分離手術，天使和野獸就同歸於盡。“英雄”若是還原於普通人，情同此理。至於“殘暴”一說，隻看施暴的對象是誰。和平年代的英雄，例如救人救物獻出性命，冒死諫言堅持真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以對自己的“殘暴”（犧牲精神）為代價的；而在戰爭年代，英勇殺敵，對敵人越是“殘暴”，越發可見對人民、對“真理”之愛。（這是傳統文學的另一種“連體”式英雄人物）二戰結束後，國際文學界逐漸對這樣的大愛表示了懷疑，（早一個世紀的雨果更像一位先知）反戰文學的誕生順理成章。
但巴別爾在1940年就被殺害了，來不及加入這場思想清掃。我們隻能從《騎兵軍》的文本進行推測，巴別爾或許試圖顛覆以往的“英雄”模式，或許他根本沒有“英雄”這種概念。就哥薩克人而言，他們隻有自己的是非標準：尊嚴、自由、誠實、勇敢、崇仰自然（更多體現為人與馬的生死之情）、男女間情欲的天經地義、私人財產的不可侵犯……誰冒犯了他們的價值觀，誰就是敵人。“殘暴”是“文明”強加於他們的說法，而褻瀆了哥薩克人的榮譽和天性，才是最大的“殘暴”；所以他們隻能用“你們”所謂的“殘暴”，來維護“我們”對自己的“不殘暴”。
其實，《騎兵軍》同“英雄”無關。書中那些人物身上暴戾凶狠果敢勇猛的個性，隻同人類原初的生命本質相關。這也是巴別爾潛意識中所追求的，那些被猶太文化“教化過度”而丟失或削弱的精神。他期望通過寫作，釋放自己被秩序所規範和壓抑的焦慮，從而變成“另一個”強大而真實的人。
我讀巴別爾，最重要的收獲，是再一次印證了自己的文學觀——即寫作首先是為了解決自己的精神“問題”。在俄羅斯文學中，哥薩克是作為“力與美”的象征存在的。巴別爾是猶太人，而哥薩克群落恰恰是拒絕猶太人的；哥薩克人充滿了強壯的生命激情，而對於自由和率真的崇尚，又使他們隨時可以舍棄生命。因而，了解並描述這些馳騁在頓河流域的“有紀律的野獸”，對於他來說，具有極地探險一般的誘惑。《騎兵軍》其實一直有一條隱伏的曲線，就是作者與哥薩克的文化較量與對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巴別爾小說中所再現的哥薩克騎兵軍驍勇無敵的“暴力”，並沒有對這個世界造成毀滅性的破壞。而巴別爾本人，卻死於另一種精神“暴力”。在他同自己的怯弱無能“搏鬥”半生之後，麵對至高無上的權力對他本人莫須有的指控，他竟然誣告了自己的文學同行而後悔，最後卻仍未免於一死……巴別爾生前也許始料不及，在理想主義的崇高旗號下，那些以某種崇高的名義所製造的血腥清洗，那些精心預謀的政治“暴力”，才是猶太人和哥薩克共同的敵人。相對於專製獨裁統治的恐怖時期而言，騎兵軍將士的所謂“殘暴”，卻閃爍著天真而透明的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