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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別爾的作品數量很少，從1936年到1957年，蘇聯再也沒有出版過他的作品，直到1954年蘇聯最高軍事法庭作出為巴別爾平反的決定。至1986年，意大利《歐羅巴人》雜誌評選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說家，巴別爾名列榜首。巴別爾的小說像一粒體積極小而質地無比堅硬的稀世鑽石，在陽光下反射出多棱角的光澤。讀者和寫作者，可以從奇巧的構思、多變的文體、凝練幹淨的語言、驚人的觀察力、不動聲色的細節描寫、馬蹄般輕捷迅疾的敘事方式、“景物”書寫中近於魔幻的想像力，還有複雜的思想內涵等許多不同的角度去解讀和學習。但對於我來說，巴別爾作品最重要的品質是：對自己的誠實。這種誠實，表現為他敢於向猶太人的“天敵”學習，敢於在作品中直麵自己心靈中最隱秘的痛處的勇氣。
巴別爾屬於那種經驗型寫作的作家。在他的大多數短篇小說中，作者都是“在場”的。即便是用第三人稱敘述，讀者仍然能感覺到作者的“在場”——不插嘴的冷靜的觀察者和記錄者。他的文本價值主要是“呈現”的真實感。但寫作者最困難的就是“呈現”中“我”的位置。近年來曾經風行的“零度寫作”，強調“無我”和“我”的缺席；可是巴別爾的小說卻是“有我”的。有“我”在場的呈現，竟然能夠做到如此“客觀”，這恐怕也是巴別爾很難仿效的原因。一方麵，“我”在觀察時，隻帶著一雙“我”的睜大的眼睛，而忘記“我”的頭腦存在，讓“我”的情感暫時退場；另一方麵，在記錄時，努力控製克服矯正“我”的偏見，讓那個充滿矛盾的“我”凸現出來。這種“我”與“他們”的微妙複雜關係，構成巴別爾作品獨特的魅力。
巴別爾小說的敘事價值，目前一般都集中在對他故事的高度濃縮和語言簡潔的評價上。他的短篇小說有點像病理報告的切片，每一刀都下得又狠又薄。但我卻對巴別爾的“極簡主義”心存疑竇。我並不讚成小說語言應當“像電報和填寫銀行支票一樣準確”這種說法。因為文學語言如同數字一般的絕對“準確性”，有違文學的基本常識。巴別爾小說中，有許多按常規應當展開描寫的故事或細節，都被他省略或一筆帶過了。我甚至懷疑他是否由於素材的準備不夠充分。在《騎兵軍》全書中，始終沒有出現過“貨真價實”的騎兵軍戰鬥場景，這也許是由於巴別爾僅參加過很少幾次戰鬥。文字的簡練無疑是寫作的美德和才能所在，但在關鍵處若是“簡練到無”，會有一種斷裂的缺憾。
嚴格說，《騎兵軍》中的短篇小說，並非每一篇都是“經典範本”。其中某些篇目給人一種“重心不穩”的感覺，結構不“端正”，更像劄記和隨筆，結尾往往倉促而止。不像契訶夫莫泊桑的短篇那麼中規中矩或頭尾呼應，也不像卡爾維諾小說具有深刻的寓言性和現代性。《騎兵軍》中約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可以明顯看出巴別爾對於文體探索與實踐的興趣。書信體、對話體、有時甚至隻是某個場景，有時是一個截麵或是片段，有時甚至根本沒有人物，而有的人物卻是反複出現的（例如師長薩維茨基）。但是，也許正因其文體之特異，才為文學提供了新的因素。惟因其不拘一格的獨創性，《騎兵軍》的鐵蹄才能在巴別爾辭世65年之後，仍然在全世界的土地上疾馳。
掩卷後我曾產生過一種有趣的聯想：《騎兵軍》其實是用“分解”的方法進行構思的。這一篇專門寫這人的五個腳趾頭，那一篇寫這人的眉毛，再一篇是寫他的頭發。每一篇都是哥薩克的一個局部，然後，三十幾篇小說合起來，彙集成書。一頁頁讀下去，一個局部一個局部連接起來，越來越清晰，最後變成了一個剽悍、精壯、完整的哥薩克人體——群落。而其中的每一根毛發、每一塊血肉，都可以提取出哥薩克人的精神基因。所以，必須讀完《騎兵軍》全書，才能真正了解巴別爾。在我看來，他的貢獻還應當加上：為文學提供了一種短篇小說集可作為另類長篇小說閱讀的新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