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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作家最關鍵的是他的視野。視野的關鍵是視角的獨特性。而文學的關鍵是視野的果實——人物。
魯迅的這種“文化人”，不是真實的而是逼真的，不是生活的再現而是深層的表現。它既是悟性的發現更是理性的創造。它寫出來是專門供“批判”用的，而這批判為了喚起國民的自省。對此魯迅心裏十分明白，做得更明白。魯迅屬於那種像法官一樣異常清醒的作家。他始終是瞪著眼看世界，和瞪著眼寫他的小說的。
魯迅是充滿責任的作家。當下人們已經很討厭責任這兩個字了。其實責任就是良心。我換句話說——魯迅是個充滿良心的作家。他壓給自己的使命是剪斷古老的精神鎖鏈，喚醒世人遲鈍的心，催動國民的自審與自奮。當然，魯迅的工作並不是一步到位地直接寫給大眾看的。大眾也根本看不懂他的《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他主要想影響比較高層的知識分子，通過他們去影響一般知識分子，最後影響到大眾。他的文學最初是作用於“小眾”範圍之中的。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夠通過層層影響，直抵時代大眾，就足以表現這種思想強烈的現實意義及其力度了。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他的國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來西方傳教士那裏。這些最早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寫過不少的回憶錄式的著作。他們最熱衷的話題就是中國人的國民性。它成了西方人東方觀的根本與由來。時下，已經有幾家出版社將傳教士的這一類著作翻譯出版。隻要翻一翻亞瑟·亨·史密斯的《中國人的性格》，看一看書中那些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的全麵總結，就會發現這種視角對魯迅的影響多麼直接。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思想界從西方借用的思想武器之一，就是國民性批判。通過魯迅、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大力闡發，它猶如針芒紮在我們民族的脊背上，無疑對民族的覺醒起過十分積極作用。我這話是說，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來源於西方人的東方觀。他的民族自省得益於西方人的旁觀。一個民族很難會站到自己的對麵看自己。除非有個對方，便從對方的瞳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但魯迅筆下的“文化人”絕不是對西方人東方觀的一種圖解與形象化。他不過走進一間別人的雕塑工作室，一切創造全憑他自己。魯迅從這特殊的文化視角進入中國社會的深層，也就是進入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淋漓盡致地抒發他的發現與批判的才能。他找到傳統社會身體上所有的壓痛點與病灶。文學的批判功能被他發揮到極致。由於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是個社會更迭的時代，社會命題攸關每一個人的生存，沒有給人多少“私人化”的空間，魯迅的文學作用便變得至高無上。
可是，魯迅在他那個時代，並沒有看到西方人的國民性分析裏所埋伏著的西方霸權的話語。傳教士們在世界所有貧窮的異域裏傳教，都免不了居高臨下，傲視一切；在宣傳救世主耶穌之時，他們自己也進入了救世主的角色。一方麵他們站在與東方中國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看中國，會不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化”的思維，敏銳地發現文化中國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麵則由於他們對中國文化所知有限，並拋之以優等人種自居的歧視性的目光，故而他們隻能看到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的症結。他們的國民性分析，不僅是片麵的，還是貶義的或非難的。
由於魯迅所要解決的是中國自己的問題，不是西方的問題，他需要這種視角借以反觀自己，需要這種批判性。故而沒有對西方人的東方觀做立體的思辨。又由於他對封建文化的殘忍與頑固痛之太切，便恨不得將一切傳統文化打翻在地，故而他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紅皂白。當然，他的偏激具有某種時代的合理性；正是這種偏激，才使他分外清晰和強烈。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說，卻不自覺地把國民性話語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義嚴嚴實實地遮蓋了。我們太折服他的國民性批判了，太欽佩他那些獨有“文化人”形象的創造了，以致長久以來，竟沒有人去看一看國民性後邊那些傳教士們陳舊又高傲的麵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