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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一批“文化電影”在西方獲得前所未有的稱許，隨之便是捧得各種世界級亮閃閃的獎牌回來。在如潮般的讚揚聲中，有一種批評極不中聽，即“這些電影都是專門拍給西方人看的”。一時，人們都認為那是左爺們僵化的過了時的濫調，哈哈一笑，不去理會。
可是，中國的事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一批以文化自審的方式關照生活的電影，之所以為西方叫好，恰恰是由於它們的思想背景巧合一般地印證了西方由來已久的文化偏見。對於西方人來說，他們的東方觀總是與最早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那些國民性的分析一脈相承，遙遠又緊切地聯係著。這早已經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成見。一個西方人，尤其是從來沒有來到過中國的西方人，你給他一個充滿幽默感、性格快樂的中國人形象，他也會搖頭說NO，表示不信；你給他一個呆板麻木的形象，他會叫好。而這批電影通常都沒有具體的時代背景，有點超時空的絕對化的味道；人物被放在四麵高牆之中，與各種陰影生活在一起，個個性格怪異，行動詭秘，不是性壓抑就是性變態。這種故事愈強化，愈神秘化，就愈會被西方人認作是經典的東方。因為神秘二字，正體現西方人因文化隔絕而產生的對東方的感受。我雖然不認為這批電影是有意地去“取悅洋人”，但它們的確沒有走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磁場。他們的文化指針依然對準在亞瑟·亨·史密斯的刻度上。
最後要說的是，我之所以在本文標題《魯迅的功與“過”》的過字上加一個引號，是想表明這個把西方人的東方觀一直稀裏糊塗延續至今的過錯，並不在魯迅身上，而是在我們把魯迅的神化上。這話怎麼講呢？
中國文學有個例外，即魯迅一直是文學中唯一不能批評的作家。也許由於他曾經被毛澤東評價為“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先把他在政治上定了“革命”的性，再在前邊加上“偉大”的桂冠，他就變得神聖而不可侵犯了。一個作家被奉若神明是可悲的。最有活力的作家總是活在褒貶之間的。他原本是一個勇士，卻在他的四周拉上帶電的鐵絲網。他生前不懼怕任何人責罵，死後卻給人插上“禁罵”的牌子。這一來，連國民性問題也沒人敢碰了。多年來，我們把西方傳教士罵得狗血噴頭，但對他們那個真正成問題的“東方主義”卻避開了。傳教士們居然也沾了魯迅的光！
國民性批判問題是複雜的。它是一個概念，兩個內涵。一個是我們自己批評自己；一個是西方人批評我們。後一個批評裏濃重地包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它們亦是亦非地糾纏一起。盡管留下的問題十分複雜，但還得說清楚：我們承認魯迅通過國民性批判所做出的曆史功績，甚至也承認西方人所指出的一些確實存在的我們國民性的弊端，卻不能接受西方中心主義者們關於中國“人種”的貶損；我們不應責怪魯迅作為文學家的偏激，卻拒絕傳教士們高傲的姿態。這個區別是本質的——魯迅的目的是警醒自我，激人奮發；而傳教士卻用以證實西方征服東方的合理性。魯迅把國民的劣根性看作一種文化痼疾，應該割除；西方傳教士卻把它看作一種人種問題，不可救藥。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嚐試使用文學來表達我對傳統文化症結的認識與發現。我采用辮子、小腳和陰陽八卦，作為傳統文化——主要指封建文化的頑根性、自我束縛力和封閉性自我循環的文化黑箱的一種意象來寫。我之所以沒有像魯迅那樣把這些文化特征轉變為一種人物性格，是因為，隻要我往這方麵一想，馬上就覺得自己成了魯迅的仿製品。能被人模仿是傑出的，叫人無法模仿才是一種偉大和獨有的創造。寫到這裏，即刻停筆，真怕我也把我敬重的人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