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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的人喜歡誇耀門第，縱不必家世貴顯，至少也要是書香人家才能算是相當的門望。書而曰香，蓋亦有說。從前的書，所用紙張不外毛邊連史之類，加上鬆煙油墨，天長日久，密不通風，自然生出一股氣味，似沉檀非沉檀，更不是桂馥蘭薰，並不沁人脾胃，亦不特別觸鼻，無以名之，則名之曰書香。書齋門窗緊閉，乍一進去，書香特別濃，以後也就不大覺得。現代的西裝書，紙墨不同，好像有一股煤油味，不好說是書香了。
不管香不香，開卷總是有益。所以世界上有那麼多有書癖的人，讀書種子是不會斷絕的。買書就是一樂，舊日北平琉璃廠隆福寺街的書肆最是誘人，你邁進門去向櫃台上的夥計點點頭便直趨後堂，掌櫃的出門迎客，分賓主落座，慢慢地談生意。不要小覷那位書賈，關於目錄版本之學他可能比你精。搜訪圖書的任務，他代你負擔，隻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數，一有所獲立刻專人把樣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氣氣。書價麼，過節再說。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個讀書人很難不染上“書淫”的毛病，等到四麵卷軸盈滿，連坐的地方都不容易勻讓出來，那時候便可以顧盼自雄，酸溜溜地自歎“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麵百城”。現代我們買書比較方便，但是搜訪的樂趣，搜訪而偶有所獲的快感，都相當地減少了。擠在書肆裏瀏覽圖書，本來應該是像牛吃嫩草，不慌不忙的，可是若有店夥眼睛緊盯著你，生怕你是一名雅賊，你也就不會怎樣地從容，還是早些離開這是非之地好些。更有些書不裁毛邊，幹脆拒絕翻閱。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曰‘我曬書’。”（見《世說新語》）郝先生滿腹詩書，曬書和日光浴不妨同時舉行。恐怕那時候的書在數量上也比較少，可以裝進肚裏去。司馬溫公也是很愛惜書的，他告誡兒子說：“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淨幾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曬其腦。所以年月雖深，從不損動。”書腦即是書的裝訂之處，翻頁之處則曰書口。司馬溫公看書也有考究，他說：“至於啟卷，必先幾案潔淨，借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曾敢空手捧之，非唯手汙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麵襯其沿，隨覆以次指麵，撚而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見《宋稗類鈔》）我們如今的圖書不這樣名貴，並且裝訂技術進步，不像宋朝的“蝴蝶裝”那樣的嬌嫩，但是讀書人通常還是愛惜他的書，新書到手先裹上一個包皮，要曬，要揩，要保管。我也看見過名副其實的收藏家，愛書愛到根本不去讀它的程度，中國書則錦函牙簽，外國書則皮麵金字，庋置櫃櫥，滿室琳琅，真好像是琅嬛福地，書變成了陳設、古董。
有人說“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有人分得更細：“借書一癡，惜書二癡，索書三癡，還書四癡。”大概都是有感於書之有借無還。書也應該深藏若虛，不可慢藏誨盜。最可惱的是全書一套借去一本，久假不歸，全書成了殘本。明人謝肇淛編《五雜俎》，記載一位“虞參政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為彴，夜則去之。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這倒是好辦法，可惜一般人難得有此設備。
讀書樂，所以有人一卷在手往往廢寢忘食。但是也有人一看見書就哈欠連連，以看書為最好的治療失眠的方法。黃庭堅說：“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麵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這也要看所讀的是些什麼書。如果讀的盡是一些猥褻的東西，其人如何能有書卷氣之可言？宋真宗皇帝的《勸學文》，實在令人難以入耳：“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誌，六經勤向窗前讀。”不過是把書當作敲門磚以遂平生之誌，勤讀六經，考場求售而已。十載寒窗，其中隻是苦，而且吃盡苦中苦，未必就能進入佳境。倒是英國十九世紀的羅斯金，在他的《芝麻與白百合》第一講裏，勸人讀書尚友古人，那一番道理不失雅人深致。古聖先賢，成群的名世的作家，一年四季地排起隊來立在書架上麵等候你來點喚，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行吟澤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飯顆山頭的李白杜甫也會聯袂而來；想看外國戲，環球劇院的拿手好戲都隨時承接堂會；亞裏士多德可以把他逍遙廊下的講詞對你重述一遍。這真是讀書樂。
我們國內某一處的人最好賭博，所以諱言書，因為書與輸同音，讀書曰讀勝。基於同一理由，許多地方的賭桌旁邊忌人在身後讀書。人生如博弈，全副精神去應付，還未必能操勝算。如果沾染上書癖，勢必呆頭呆腦，變成書呆，這樣的人在人生的戰場之上怎能不大敗虧輸？所以我們要鑽書窟，也還要從書窟裏鑽出來。朱晦庵有句：“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是見道語，也是老實話。
讀書苦？讀書樂？
從開蒙說起
讀書苦？讀書樂？一言難盡。
從前讀書自識字起。開蒙時首先是念字號，方塊紙上寫大字，一天讀三五個，慢慢增加到十來個，先是由父母手寫，後來書局也有印製成盒的，背麵還往往有畫圖，名曰看圖識字。小孩子淘氣，誰肯沉下心來一遍一遍地認識那幾個單字？若不是靠父母的撫慰，甚至糖果的獎誘，我想孩子開始識字時不會有多大的樂趣。
光是認字還不夠，需要練習寫字，於是以描紅模子開始，“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再不就是“一去二三裏，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或是“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洞中才一日，世上幾千年”。手搦毛筆管，硬是不聽使喚，若不是先由父母把著小手寫，多半就會描出一串串的大黑豬。事實上，沒有一次寫字不曾打翻墨盒硯台弄得滿手烏黑，狼藉不堪。稍後寫小楷，白折子烏絲欄，寫上三五行就覺得很吃力。大致說來，寫字還算是愉快的事。
進過私塾或從“人、手、足、刀、尺”讀過初小教科書的人，對於體罰一事大概不覺陌生。念背打三部曲，是我們傳統的教學法。一目十行而能牢記於心，那是天才的行徑；普通智商的兒童，非打是很難背誦如流的。英國十八世紀的約翰孫博士就讚成體罰，他說那是最直截了當的教學法，頗合於我們所謂“撲作教刑”之意。私塾老師大概都愛抽旱煙，一二尺長的旱煙袋總是隨時不離手的，那煙袋鍋子最可怕，白銅製，如果孩子背書疙疙瘩瘩地上氣不接下氣，當心那煙袋鍋子敲在腦袋殼上，砰的一聲就是一個大包，誰疼誰知道。小學教室講台桌子抽屜裏通常藏有戒尺一條，古所謂榎檚，也就是竹板一塊，打在手掌上其聲清脆，感覺是又熱又辣又麻又疼。早年的孩子沒嚐過打手板的滋味的大概不太多。如今體罰懸為禁例，偶一為之便會成為新聞。現代的孩子比較有福了。
從前的孩子認字，全憑記憶，記不住便要硬打進去。如今的孩子讀書，開端第一冊是先學注音符號，這是一大改革。本來是，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我們的文字不是拚音的，雖然其中一部分是形聲字，究竟無法看字即能讀出聲音，或是發音即能寫出文字。注音符號（比反切高明多了）是幫助把語言文字合而為一的一種工具，對於兒童讀書實在是無比的方便。我們中國的文字不是沒有嚴密的體係，所謂六書即是一套提綱挈領的理論，雖然號稱“小學”，小學生誰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說文解字》五百四十個部首就會使得人暈頭轉向。章太炎編了一個《部首歌》，“一、上、三、示；王、玉、玨……”煞費苦心，誰能背得上來？陳獨秀編了一部《識字讀本》（台灣印行改名為《文字新論》），是文字學方麵一部傑出的大作，但是顯然不是適合小學識字的讀本。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字，說難不難，說易不易，高本漢說過這樣一段話——
北京語實在是一種最可憐的方言，總共隻有四百二十個音綴；普通的語詞不下有四千個，這四千多個的語詞，統須支配於四百二十個音綴當中。同音語詞的增進，使聽者受了極大的困難，於此也可以想見了……（見《中國語與中國文》）
這是外國人對外國人所說的話，我們中國兒童國語嫻熟，四聲準確，並不覺得北京語“可憐”。我們的困難不在語言，在語言與文字之間的不易溝通。所以讀書從注音符號開始，這方法是絕對正確的。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是舊式的啟蒙的教材。《百家姓》有其實用價值，對初學並不相宜，且置勿論。《三字經》《千字文》都編得不錯，內容豐富妥當，而且文字簡練，應該是很好的教材，所以直到今日還有人懷念這兩部匠心獨運的著作，但是對於兒童並不相宜。孩子懂得什麼“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民國初年，我在北平陶氏學堂讀過一個時期的小學，記得國文一課是由老師領頭高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全班一遍遍地循聲朗誦，老師喉嚨幹了，就指派一個學生（班長之類）代表他領頭高吟。朗誦一個小時，下課。好多首《詩經》作品就是這樣地注入我的記憶，可是過了五六十年之後自己摸索才略知那幾首詩的大意。小時候多少時間都浪費掉了。 教我讀《詩經》的那位老師的姓名已不記得，他那副不討人敬愛的音容道貌至今不能忘！
新式的語文教科書顧及兒童心理及生活環境，讀起來自然較有趣味。民初的國文教科書，“一人二手，開門見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老人，入市中，買魚兩尾，步行回家”……這一類課文還多少帶有一點文言的味道。後來仿效西人的作風，就有了“小貓叫，小狗跳……”一類的句子，為某些人所詬病。其實孩子喜歡小動物，由此而入讀書識字之門，亦無可厚非。 抗戰初期我曾負責主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深知其中艱苦，大概越是初級的越是難於編寫，因為牽涉到兒童心理與教學方法。現在台灣使用的“國立編譯館”編印的中小學教科書，無論在內容上或印刷上較前都日益進步，學生麵對這樣的教科書至少應該不至於望而生畏。
紀律與興趣
高中與大學一、二年級，是讀書求學的一個很重要階段。現在所謂讀書，和從前所謂“讀聖賢書”意義不同，所讀之書範圍較廣，學有各門各科，書有各種各類。但是國、英、算是基本學科，這三門不讀好，以後荊棘叢生，一無是處。而這三門課，全無速成之方，必須按部就班，耐著性子苦熬。讀書是一種紀律，談不到什麼興趣。
梁啟超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學者，他的一篇《學問之趣味》廣受大眾歡迎，很多人讀書憑興趣，無形中受了此文的影響。我也是他所影響到的一個。我在清華讀書，竊自比附於“少小愛文辭”之列，對於數學不屑一顧，以為性情不近，自甘暴棄，勉強及格而已。留學國外，學校當局強迫我補修立體幾何及三角二課。我這才知道發憤補修。可巧我所遇到的數學老師，是真正循循善誘的一個人，他講解一條定律一項原理，不厭其詳，遠譬近喻地要學生徹底理解而後已。因此我在這兩門課中居然培養出興趣，得到優異的成績，蒙準免予參加期終考試。我舉這一個例，為的說明一件事，吾人讀書上課，無所謂性情近與不近，無所謂有無興趣。讀書上課就是紀律，越是自己不喜歡的學科，越要加倍鞭策自己努力鑽研。克製自己欲望的這一套功夫，要從小時候開始鍛煉。讀書求學，自有一條正路可循，由不得自己任性。梁啟超先生所倡導趣味之說，是對有誌研究學問的人士說教，不是對讀書求學的青年致辭。
一般人稱大學為最高學府，易令人滋生誤解，大學隻是又一讀書求學的階段，直到畢業之日，才可稱之為做學問的“開始”。大學仍然是一個準備階段。大學所講授的仍然是基本知識。所以大學生在讀書方麵，沒有多少選擇的自由，凡是課程規定的，以及教師指定的讀物，都是必須讀的。青年人常有反抗的心理，越是規定必須讀的，越是不願去讀，寧願自己去海闊天空地窮搜冥討。到頭來是枉費精力，自己吃虧。“五四”時代我還是個學生，求知欲很盛，反抗的情緒很強，亦曾有誌於讀書而不知所從。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不足以饜所望。有一天幾個同學和我，以《清華周刊》記者的名義，進城去就教於北大的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慨允為我們開一個最低的國學必讀書目，後來就發表在《清華周刊》上。內容非常充實，名為最低，實則龐大得驚人。梁啟超先生看到了，憑他淵博的學識開了一個更詳盡的書目。沒有人能按圖索驥地去讀，能約略翻閱一遍認識其中較重要的人名書名就很不錯了。吳稚暉先生看到這兩個書目，氣得發出“一切線裝書都該丟進茅坑裏去”的名言！現在想想，我們當時惹出來的這個書目風波，倒也不是什麼壞事，隻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罷了。我們的舉動，表示我們不肯枯守學校規定的讀書紀律，而對於更廣泛更自由的讀書的要求，開始展露了天真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