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房子，王師夏記得家裏共有三間。1941年夏天她出生的時候，奶奶剛好在另一間海草房裏過世。
村裏土肥漁興，王師夏沒吃什麼苦頭就長大了。她爹是有名的豆腐匠，出嫁之前，她也跟著一起做豆腐，多是耍著做，爹也不舍得她累著。每次豆腐剛做好，她就去切上一小塊，撒上蔥花兒醬花兒，那味道，沒等進嘴就香化了。
豆腐做得好，爹就是村裏的體麵人。農曆小年一過，家家戶戶會帶著柴火和磨好的豆子，上門找豆腐匠幫忙做豆腐。做豆腐要排隊，事先講好了，這天是這一家，那天是那一家。誰家做誰家自己看著鍋和灶火。
這個人情是要還的。村人們會在一年中的任意一天請豆腐匠吃飯，並請他坐在主位。這是豆腐匠最有麵子的時刻。這樣下來一年能吃不少頓，王師夏總見她爹滿臉紅光的樣子。
長大了嫁人，嫁到成山衛，還是有海草房的人家。嫁過來的時候，豆腐匠讓閨女帶走了一個磨豆子的磨盤。做了媳婦就得勤儉持家，一天一天，王師夏做起豆腐來也有了她爹當年的影子。
都說人生有三苦，打鐵、撐船、磨豆腐，做著做著，王師夏偶爾會在心裏抱怨爹當年怎麼偏偏就選了做豆腐這一行呢。
下午的時光都沉在了簸箕裏。她的頭顱是低下去的。仿佛要低到生活的塵埃裏。先是簸出黃豆裏的碎豆莢，再把石子跟幹癟不能發泡的豆子撿拾出來。豆子洗淨了放在大鋁盆裏泡著，時間靜靜地過去了，幹黃的豆子在水裏變得形態飽滿，像綻開的花。
王師夏剛嫁過來的時候，她爹身子骨還硬，經常會在月光皎白的淩晨趕過來，指點她——每次泡豆子的時候，抓把麥子一起泡，一起磨，出鍋的豆腐有了小麥的筋道，自然不容易散。
當年農村買豆腐要麼花錢，五毛錢一斤；要麼拿黃豆換，一斤黃豆換一斤半豆腐。因為家家都種豆，所以大家也樂意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買豆腐。王師夏一斤黃豆做三斤豆腐，村東那家做四斤有餘。可是，村東的豆腐切開就散，必須拿碗盛，王師夏做的豆腐用手托著就可以拿回家了。
好豆腐熊不了人，她爹說。果然，沒出一年，村東的就關了做豆腐的門。那以後的半個世紀，王師夏都是起早貪黑，別人還在說夢話呢，她已經開始做豆腐了。
等到木板一點點下沉，水流變成了水滴，最後成了零星幾滴，嘀嗒嘀嗒。王師夏搬下石頭，掀開木板，揭開屜布，從角落切下一小塊豆腐，嘴裏一抿，家裏人看她的表情就知道這道豆腐的好與壞。後來，王師夏能靠水滴聲判斷豆腐做成沒有，連豆腐的老嫩程度都不再用嚐了。
做了一輩子豆腐，一天不做反而感覺缺了點什麼。隻有把黃豆放入磨盤，吱吱呀呀地轉起來，王師夏才能心安，且常常聽得入了迷。
聽著，做著，做著，聽著，她就老了。兩個兒子都沒學下做豆腐的手藝，他們書讀得好，一個讀到了上海，一個近點，留在了青島。
現在想品嚐到五十年沉澱的老手藝，不是那麼容易了。一來王師夏年紀大了，每天做不了多少；二來，豆腐一出鍋就被附近的漁家宴包圓兒了。
村裏人想吃豆腐，隻能等到年根下。每年臘月小年一過，王師夏的豆腐就不再賣給外村，一直到除夕那天，做的豆腐都是給村人的。王師夏用這種方式為一方海域祈福，祝福家家戶戶來年出入平安魚滿艙。
王師夏還有一個絕活兒，就是製作五香豆腐幹。有硬有軟，越嚼越香，可做下酒菜，也可做零食。製作過程相當繁瑣——做好的鮮豆腐，切成細條或長方小塊，經日光暴曬，反複翻晾，除其漿味。晾曬好的豆腐用溫水洗淨入鍋鹵煮，用鹽、花椒、茴香、桂皮等調味，慢火長時間，浸潤於內。
五香豆腐幹也是村人正月裏必備的下酒菜，物質匱乏的年代，一盤芹菜炒豆腐幹就可以送走一波又一波的客人。現在，村人還是喜歡用王師夏的豆腐做豆腐紅燒魚，或者甜曬魚燉豆腐，從這家喝到那家，一個正月裏都是火紅的臉膛。
有個來拍攝海草房的法國導演拍下了豆腐，他情願相信王師夏做豆腐的秘方來自古人的煉丹術。小小一枚黃豆若不是被施了魔法，又怎會如此一統中國兩千多年的美食江湖呢。
豆腐包容而隨和，做主角它撐得起場麵，做配角它妥協出味道。豆腐最接近禪，入世容恕，無為清心——王師夏也是這樣過了一輩子。
民風觀察者的民間話本
他能夠輕易地涉獵各個行當，且都表現得身手不凡。
在民間遊走，在街頭巷尾即興創作，這半輩子，王音常常以自身為樂器進行演奏。
他曾在青島數不清的啤酒屋裏喝醉、拍照，幾乎每天如此，並持續了好幾年。他跟啤酒屋上下都混熟了，那裏是讓他能看到、摸到、嗅到青島市井風情的寶地。
王音在喝酒也在工作，甚至可以說喝酒也是他的工作。一手端著啤酒一手端著相機，這是他的左右手，更是他的形而上。照完一張，低頭看看片子，有時眉頭緊皺，有時樂不可支。拍到得意處，再把相機杵到在座每個人的臉上，邀請欣賞。
在一種醉酒的狀態下拍照，與清醒狀態時的拍照結果自然不同，一個人醉酒後的表現很難預料，一張照片醉酒後的表現則更難預料。王音將自己塑造為一個酒鬼，混跡在眾多的酒鬼之中。
小酒館是濃烈的，推杯換盞語聲嘈雜；小酒館是隨意的，老板與顧客難分彼此。事實上，王音的行為已先於他的照片構成了作品，他在拍照時所經曆的一切豐富多彩，與酒鬼的衝突、和解、糾纏、碰撞……種種喜劇、鬧劇不斷上演，新奇百怪，令人歎為觀止。
於是就有了《青島符號》《青島符號續集》。在這兩本攝影隨筆集裏，王音用文字和圖片為那些散落在犄角旮旯的啤酒館標注了聲明，並把平凡的群眾變成了主角，把雜亂的啤酒館變成了堂皇地，把啤酒變成了瓊漿玉液，把鏡頭變成了紀念冊，把文字變成了墓誌銘——把人生變成了人生本身。
甚至，青島的小酒館可以統統稱作王音的小酒館，因為很多人是由於王音才知道青島有小酒館，才第一次在小酒館喝了啤酒。由於王音的作品，很多人才認識到小酒館所蘊含的文化和藝術，從而以一種新的目光去審視小酒館。
王音大概也是這樣認為的，從其表現便可見一斑：介紹小酒館時如數家珍；來了朋友必引至小酒館豪飲；商談事情必在小酒館。從其收獲又可見一斑：收集了近百家酒館各式各樣的啤酒牌；結識了數不清的酒鬼朋友……
王音隻拍紀實，對於攝影的其他表現形式均不屑一顧。啤酒屋的青島完成後，或者在同時，他還把鏡頭對準更加隱私的生活，那就是他年邁的父親母親——他拍下他們的相依為命，相濡以沫，也拍下他們年老後的糊塗、潛意識的表現；他拍下他們日常生活的各種情景，縫棉被，擇菜，包大包子，乃至光著身子互相搓澡。他不但拍，還要在他老母親離世一年後把這些照片展示出來，讓人們看，看充滿著親情的秘密，看人性本真的光輝。
“當我還沒拍夠的時候，不想，我的父母親就先後離我而去了……我曆來喜愛小人物，在我看來他們當中有許多是非凡的，他們是底層的珍珠。我母親正在其列。我願意用我的方式來為這些可愛的了不起的小人物樹碑立傳，構建影像檔案。”
“融合派藝術家”這個頭銜用在王音身上並不誇張。他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音樂係，曾是青島搖滾樂開創者。2000年以後開始啤酒文化研究，2011年在青島、北京先後推出攝影個展《啤酒屋裏的青島》。同年參與國內先鋒詩派的活動，代表作《D大調的心情》《自由》《世界》《父親》等被廣泛傳播。
對大多數人來講，從一種藝術形式轉換到另一種藝術形式，是一種深思熟慮的行為，必然牽涉到行為的目的性、功利性、可行性等等，但王音不是這樣，他憑借的是一種藝術自覺，能夠輕易地涉獵各個行當，且都表現得身手不凡。這種藝術的自覺是什麼呢？也許是一種好奇心，一種生活激情，一種對居住城市的熱愛，一種與生俱來的先知先覺。
身份是複雜的，王音的呈現卻是簡單的，不論音樂、攝影、寫作、教學，還是飲酒、遊蕩，他的藝術表達都直接有力，赤裸粗野，帶有一種酒精與火藥的破壞力。
王音寫詩起步晚，一個五十歲的男人，才突然想起來要寫詩，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滑稽的、瘋狂的、不可思議的，但對他來說是嚴肅的、理性的、虔誠的。他說他不圖功名利祿，隻想安安靜靜地寫出心裏想說的話。很多人因此看到了一張正虔誠敲開詩歌大門的孩子一般幹淨的臉——
“父親九十三大壽/30天後的這個中午/沒能挺過來/父親的小兒子/從頭到腳摸了個遍/除了雙手有點餘溫/從頭到腳/渾身上下/冰涼冰涼的/父親走了/父親走在了尋找他父親的路上……”這是王音的那首《父親終於見到了他的父親》。
“磁帶仿佛真的成了磁場/如夢如幻般/此刻A麵和B麵/即使被氧化了/即使被抹掉了什麼/也溫暖如初/聽吧，又是磁頭的聲音/沙沙沙……”這是王音的那首《對磁帶的一次敘述》。
“每當陽光進來的時候/我都看到了樹葉微笑的影子/嗬，這美妙的蟬聲/倒叫我的寂寞/飛了起來。”這是王音的那首《嗬，這美妙的蟬聲》。
一首詩的語言再漂亮，僅僅是外衣，如果少了魂，它就是死屍。王音顯然是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的詩任性，隨心而生，隨性而動，彰顯了王音的寫作觀念、對詩歌的理解和成熟度，也體現了詩人的語言掌控能力和本身的詩歌個性。
不得不承認，在口語詩歌寫作氛圍不濃厚的青島，王音是詩歌界的一個另類。可他全然不顧，即便糖尿病像詩歌病句一直困擾他，他仍然寫下了“要悲傷，不要絕望”的倔強詩行。
一雙糙手，一顆匠心
一雙糙手、一顆匠心、三兩件刀具，他編了半個世紀。
這是青島西海岸泊裏鎮的秋天。高粱熟了,挺著腰，紅著臉，也點著頭。一陣風吹過，風也染上了豐收的顏色。
席匠人忙碌起來。他將高粱秸稈劈成兩半，正是俗稱的“打半子”。曬幹存好，冬閑季節，再把“半子”用水浸泡透，先破成三四毫米寬的坯子，然後刮芯成篾，進行紅席編織。
據傳，“泊裏紅席”始於春秋戰國，後代代相傳，技藝流存，建國初曾作為本土特產進京參加展覽，2009年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匠人們喜歡用“領”作為紅席的量詞。一領領紅席，紋路嚴密、光滑柔軟、兜水不漏。“炕上沒有席，臉上沒有皮。”在泊裏一帶，炕上鋪紅席，曬糧用紅席；農家娶媳婦，得用紅席罩著迎親車；新娘入洞房，還要用紅席鋪地。到了春節，家家都換上一領嶄新的紅席，以兆富裕、吉祥。
管恩許是泊裏鎮管家莊的一位紅席匠人。六十多歲，憑一雙糙手、一顆匠心、三兩件刀具，已經編了半個世紀的紅席。他告訴我，秫秸收獲後，要經過去根、剔梢、捆坯子、破篾子、刮篾子、編隔子、挑席子等三十餘道工序才能變成一領合格的紅席。
一領1.7米寬、2.8米長的紅席，他一個人須不停地編織五天才成——先將在水中浸泡了八個小時的高粱稈劈成半個厘米寬的篾子；再把篾子裏麵的瓤刮淨刮平，直至平滑、光亮；用比席子寬度長40厘米左右的篾子起頭；以經緯為基礎，按照規律挑上壓下，將紅白兩色的篾子編織成各種圖案……
訂單來了的時候，管恩許每天編席十二三個小時。編席的整套工序沒有一個步驟能用機器代替。坐在地上，窩著身體，這是他編席時的常規動作，也是日常生活中的肢體語言。
那天我在現場。隻見一捆白篾子刮了足足兩個小時。刮完以後，管恩許才意識到腿腳已麻。腰倒是不酸的——三十年前，他的腰摔折以後與地麵形成45°銳角，再也沒有直起來。
他把刮好的篾子理了理，捆好。掃淨地上的碎瓤子，同時往四周潑水。“這麼多篾子放在屋裏，地麵不能幹燥，要不斷潑水，保持潮濕。”他說。
根據管恩許的回憶，1986年，僅泊裏鎮就種席高粱8000畝，全鎮幾乎村村從事編席業，投入勞力1.5萬餘個。編席讓人均收入達到了百餘元。1987年，膠南縣還在泊裏鎮建立了“紅席專業批發市場”，傳統的家庭副業相當紅火。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管恩許，腰杆挺直，是個響當當的副村長。因為紅席編得好，人又機智靈活，便被大隊書記委以重任，帶上村裏的幾個壯勞力，騎著三輪車，去青島各大集市賣紅席。
“我們哪裏都去了，也算見過世麵。李村大集，城陽大集，沙子口大集，浮山所大集，流亭大集……每個集的時間不一樣，正好可以錯延開。我們賣到哪兒住到哪兒，有時候生意好，提前賣完了，就在當地玩一天再回來。”
回憶起這段“光輝歲月”，管恩許一臉興奮。因為經常跑各大集市，和集市周邊的飯店也都混熟了。他們自己帶著幹糧鹹菜，吃飯的時候，到就近的飯店要碗麵湯或餃子湯泡饅頭，還可以坐在裏麵安安穩穩地吃完。飯店從來不收費，也從來沒有攆過他們。
管恩許的妻子比他大兩歲，他們先後生過三個孩子，其中的一兒一女在童年夭折。現在提起這些傷心往事，管妻還是禁不住地抹眼淚，“俺這是有命生，沒福養啊！”
值得安慰的是，唯一的兒子很孝順，每年季節一到，就從市區趕回來幫助父親收割高粱，還會抽時間把去根、剔梢、捆坯子等頭幾道工序做完。做完後再把土地翻整一新，種上花生。
管恩許最疼愛孫子，從小學習好，現在工作好——隻是，兒孫的工作都與編紅席沒有半點關係了。
“年輕人嫌掙得少，沒有人學，再加上編席子要耐得住寂寞，現在哪個年輕人能受得了一坐一編就是大半個月啊！”管恩許說，“我從小就編席子，不舍得丟下這門手藝。隻要有人買，我就一直編下去。”
說話間，管妻從外麵抱進來一捆用水泡過了的紅秛子，抖掉上麵的水珠，放在剛才管恩許刮篾子的地方。隨後，她拿起了掃帚，重新掃了掃地麵，從高處的隔板上拿下前兩天編好的幾領紅席。放在地上鋪開，整理著席的邊角。邊整理邊端詳：“這幾領席成色不錯，貨賣一張皮，肯定能賣個好價錢。販子老王和老張，又好來收紅席了。”她又指了指眼前的兩捆紅、白兩色的秛子，說，“成色不好，肯定編不出好席來。一樣費事，兩批貨差不少錢啊。”
如何才能讓純天然的泊裏紅席走出農村火炕走進現代生活，這幾年，管恩許在開發紅席品種與圖案創新上沒少下工夫。“除了鋪在床上，我還做了適合沙發、凳子等不同尺寸的紅席。”
2013年，“泊裏紅席”商標被國家工商局注冊為國家地理商標，並申報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以進行保護和傳承。在成立“紅席專業合作社”、亮相山東省文博會等等舉措之後，泊裏紅席正在摸索一條屬於自己的發展之路。但願這個充滿鄉土溫情的老手藝能一代代傳承下去，讓泊裏鄉愁有所安放和寄托，也讓更多的手工熱愛者為匠人品質埋單。
西海岸土著、導演崔熙明跟拍管恩許已經四年多了。每有外地朋友來訪，崔導都要帶他們到管恩許這裏，看一看純正的鄉村味道，看一看老匠人的心手相依。崔導說，“這些年，老管的形象陪我去參加了一些比賽和展出。他也因此上電視，上報紙，上雜誌。去年除夕，我從老管那裏扛回來一領紅彤彤的泊裏紅席送給了父親。每次躺在鋪著紅席的炕上，身底下的天地，一下就變得四四方方，踏踏實實的了。”
在潮濕陰冷的北屋裏待長了，我有些受不了。管恩許卻要每天待上十二三個小時，且不知疲憊。冬至以後，他越來越忙了。
管妻在灶間的大鐵鍋裏現炒了花生招待我。管恩許健談，國家大事，政治風雲，百姓生活，瑣碎日常。我隻要開口，他就能接上茬兒，就有得嘮。臨走，我塞給他一百元錢，他局促地接過去，滿臉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