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2 / 3）

衣

二十七年春初過桂林，看見滿街都是穿灰布製服的，長衫極少，女子也隻穿灰衣和裙子。那種整齊，利落，樸素的精神，叫人肅然起敬；這是有訓練的公眾。後來聽說外麵人去得多了，長衫又多起來了。國民革命以來，中山服漸漸流行，短衣日見其多，抗戰後更其盛行。從前看不起軍人，看不慣洋人，短衣不願穿，隻有女人才穿兩截衣，哪有堂堂男子漢去穿兩截衣的。可是時世不同了，男子倒以短裝為主，女子反而穿一截衣了。桂林長衫增多，增多的大概是些舊長衫，隻算是回光返照。可是這兩三年各處卻有不少的新長衫出現，這是因為公家發的平價布不能做短服，隻能做長衫，是個將就局兒。相信戰後材料方便，還要回到短裝的，這也是一種現代化。

四川民眾苦於多年的省內混戰，對於兵字深惡痛絕，特別稱為“二尺五”和“棒客”，列為一等人。我們向來有“短衣幫”的名目，是泛指，“二尺五”卻是特指，可都是看不起短衣。四川似乎特別看重長衫，鄉下人趕場或入市，往往頭纏白布，腳登草鞋，身上卻穿著青布長衫。是粗布，有時很長，又常東補一塊，西補一塊的，可不含糊是長衫。也許向來是天府之國，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便特別講究儀表，至今還留著些流風餘韻罷？然而城市中人卻早就在趕時髦改短裝了。短裝原是洋派，但是不必遺憾，趙武靈王不是改了短裝強兵強國嗎？短裝至少有好些方便的地方：夏天穿個襯衫短褲就可以大模大樣的在街上走，長衫就似乎不成。隻有廣東天熱，又不像四川在意小節，短衫褲可以行街。可是所謂短衫褲原是長褲短衫，廣東的短衫又很長，所以還行得通，不過好像不及襯衫短褲的派頭。

背竹簍的中國男孩和美國大兵艾倫合影的女孩

重慶的馬路和街道，（威廉·迪柏攝）

不過襯衫短褲似乎到底是便裝，記得北平有個大學開教授會，有一位教授穿襯衫出入，居然就有人提出風紀問題來。三年前的夏季，在重慶我就見到有穿襯衫赴宴的了，這是一位中年的中級公務員，而那宴會是很正式的，座中還有位老年的參政員。可是那晚的確熱，主人自己脫了上裝，又請客人寬衣，於是短衫和襯衫圍著圓桌子，大家也就一樣了。西服的客人大概搭著上裝來，到門口穿上，到屋裏經主人一聲“寬衣”，便又脫下，告辭時還是搭著走。其實真是多此一舉，那麼熱還繃個什麼呢？不如襯衫入座倒幹脆些。可是中裝的卻得穿著長衫來去，隻在室內才能脫下。西服客人累累贅贅帶著上裝，倒可以陪他們受點兒小罪，叫他們不至於因為這點不平而對於世道人心長籲短歎。

戰時一切從簡，襯衫赴宴正是“從簡”。“從簡”提高了便裝的地位，於是乎造成了短便裝的風氣。先有皮茄克，春秋冬三季（在昆明是四季），大街上到處都見，黃的、黑的、拉鏈的、扣鈕的、收底的、不收底邊的，花樣繁多。穿的人青年中年不分彼此，隻除了六十以上的老頭兒。從前穿的人多少帶些個“洋”關係，現在不然，我曾在昆明鄉下見過一個種地的，穿的正是這皮茄克，雖然舊些。不過還是司機穿的最早，這成個司機文化一個重要項目。皮茄克更是哪兒都可去，昆明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就穿著一件老皮茄克教書、演講、赴宴、參加典禮，到重慶開會，差不多是皮茄克為記。這位教授穿皮茄克，似乎在學晏子穿狐裘，三十年就靠那一件衣服，他是不是趕時髦，我不能冤枉人，然而皮茄克上了運是真的。

再就是我要說的這兩年至少在重慶風行的夏威夷襯衫，簡稱夏威夷衫，最簡稱夏威衣。這種襯衫創自夏威夷，就是檀香山，原是一種土風。夏威夷島在熱帶，譯名雖從音，似乎也兼義。夏威夷衣自然隻宜於熱天，隻宜於有“夏威”的地方，如中國的重慶等。重慶流行夏威衣卻似乎隻是近一兩年的事。去年夏天一位朋友從重慶回到昆明，說是曾看見某首長穿著這種衣服在別墅的路上散步，雖然在黃昏時分，我的這位書生朋友總覺得不大像樣子。今年我卻看見滿街都是的，這就是所謂上行下效罷？

夏威衣翻領像西服的上裝，對襟麵袖，前後等長，不收底邊，不開岔兒，比襯衫短些。除了翻領，簡直跟中國的短衫或小衫一般無二。但短衫穿不上街，夏威衣即可堂哉皇哉在重慶市中走來走去。那翻領是具體而微的西服，不缺少洋味，至於涼快，也是有的。夏威衣的確比襯衫通風；而看起來飄飄然，心上也爽利。重慶的夏威衣五光十色，好像白綢子黃卡嘰居多，土布也有，綢的便更見其飄飄然，配長褲的好像比配短褲的多一些。在人行道上有時通過持續來了三五件夏威衣，一陣飄過去似的，倒也別有風味，參差零落就差點勁兒。夏威衣在重慶似乎比皮茄克還普遍些，因為便宜得多，但不知也會像皮茄克那樣上品否。到了成都時，宴會上遇見一位上海新來的青年襯衫短褲入門，卻不喜歡夏威衣（他說上海也有），說是無禮貌。這可是在成都、重慶人大概不會這樣想吧？

霧重慶·茅盾

二十九年（1940）我到重慶剛趕上了霧季。然而居然也看見了幾天的太陽，據說這是從來少有的。人們談起去年的大轟炸，猶有餘怖；我雖未曾親身經曆，但看了水潭（這是炸彈洞）那樣多，以及沒有一間屋子不是剝了皮，——隻這兩點就夠了，更不用說下城那幾條全毀的街道，也就能夠想象到過去的大轟炸比我所聽見的，實際上要厲害得多。

然而“霧重慶”也比我所預料的更活躍，更烏煙瘴氣，而且也更趨莫名其妙，“霧重慶”據說是有“朦朧美”的，朦朧之下，其實有醜，但此處隻能拾零而已。

重慶的霧季，自每年十一月開始，至翌年四月而終結，約有半年之久。但是十一月內，“逃炸”的人們尚未全歸，炸餘的房屋尚未修葺平整，而在瓦礫堆上新建築的“四川式”的急就的洋房也未必就能完工，所以這一個月還沒活躍到頂點。至於四月呢，晴天漸多，人與“貨”又須籌備疏散，一年內的興隆，至此遂同“尾聲”，故亦當別論。除去首尾兩月，則霧重慶的全盛時代，不過四個月；可是三百六十行就全靠在這四個月內做大批的生意，撈進一年的衣食之資，享樂之費，乃至彌補意外的損失。

而且三百六十行上下人等，居然也各自達到了他們的大小不等的“生活”目的，隻看他有沒有“辦法”！有辦法，而且辦法頗多的角色，自可得心應手，扶搖直上；辦法少的人呢，或可幸免於凍餒，但生活費用既因有些人們之頗多辦法而突飛猛進，終至於少辦法者變成一無辦法，從生活的行列中掉了隊。有人發財，亦不免有人破產；所以雖在霧重慶的全盛期，國府路公館住宅區的一個公共防空洞中，確有一個餓殍擱在那裏三天，我親眼看見。

這裏隻講一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人物。浙籍某，素業水木包工，差堪溫飽，東戰場大軍西撤之際，此公到了漢口，其後再到重慶，忽然時來運來，門路既有，辦法亦多，短短兩年之間，儼然發了四五萬，於是小老婆也有了，身上一旗袍數百元，一帽一鞋各數十元，一表又數百元，常常進出於戲院、酒樓、咖啡館，居然闊客。他嗤笑那些歎窮的人們道：“重慶滿街都有元寶亂滾，隻看你有沒有本事去拾！”不用說，此公是有“本事”的，然而倘其他那一點水木包工的看家本事，他如何能發小小的四五萬？正如某一種機關的一位小老爺得意忘形時說過的一句話：“單靠薪水，賣老婆當兒子也不能活！”

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小小暴發戶，今天成為“繁榮”霧重慶的一分子。酒樓、戲院、咖啡館、百貨商店、舊貨拍賣行，賴他們而興隆；同時，酒樓、戲院、咖啡館、百貨商店、舊貨拍賣行的老板們，也自然共同參加“繁榮市麵”。

重慶市到處可見很大的標語：“藏鈔危險，儲蓄安全。”不錯，藏鈔的確“危險”，昨天一塊錢可以買一包二十支裝的“神童牌”，今天不行了，這“危險”之處，是連小孩子也懂得的；然而有辦法的人們卻並不相信“儲蓄安全”，因為這是另一方式的“藏”。他們知道囤積最安全，而且這是由鐵的事實證明了的。什麼都囤，隻要有辦法；這是大後方一部分“經濟戰士”的大手筆。如果壯丁可以不吃飯，相信也有人囤積壯丁，以待善價的。據說有一個囤洋釘的佳話，在成都方麵幾乎無人不知：在二十八年之夏，成都有某人以所有現款三四千元盡買洋釘，而向銀行抵押，得款再買洋釘，再做抵押，如此反複數次，洋釘價大漲，此人遂成坐擁十餘萬元之富翁。這故事的真實性，我頗懷疑，然而由此可見一般人對於囤積之向往，也可見隻要是商品，囤積了就一定發財。

1930年的重慶街景

重慶市大小飯店之多，實足驚人。花上三塊錢聊可一飽的小飯店中，常見有短衫朋友高踞座頭，居然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中山裝之公務員或爛洋服之文化人，則戰戰兢兢，豬油菜飯一客而已。瞎眼的詩人於是讚美道：勞力者與勞心者生活之差數，漸見消滅了，勞力者的生活程度是提高了。但是，沒“辦法”之公務員與文化人固屬可憐，而出賣勞力的短衫朋友亦未必可羨。一個光身子的車夫或其他勞力者每天氣命所得，或許是多於文化人或公務員，每星期來這麼兩次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也許是不成問題的；然而要是他有家有老有小，那他的“生活程度”恐怕還是提不高的。君不見熙熙攘攘於飯店之門者，短衫朋友究有若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