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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就是我們的生命”
曆史對我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錢穆的回答是：“曆史就是我們的生命。”
“曆史是一種經驗，是一個生命。更透徹一點講，曆史就是我們的生命。”錢穆在《中國曆史精神》一文中將曆史與生命畫上了約等號。
既然是一個生命，那麼屬於這個生命的任何一段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如同一個人的少年、中年、老年時期，在他的人生中沒有輕重之分。少年的苦悶會帶來中年的思索，中年的思索會帶來日後的反省、總結……人生就是這樣一個“反思—行動—反思”的回旋上升，每一個環節之間都有承上的果和啟下的因。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晚年優秀，就忽略他少年時的無知；同樣，也不能因為一個人最後那普通平淡的結局，就否定他人生中的奮鬥。
然而，與錢穆同時代的人因為國運不濟、備受侵略的現實，將一切落後的原因都歸結到了我們對曆史—這個我們一直反複研究、寄予厚望的存在。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曆史涵蓋著智慧、文化和興衰秘密，幾乎無所不包。但這種信仰被堅船利炮摧毀之後，因愛生恨，曆史反而成了阻礙國家前進的絆腳石。
新文化的倡導者胡適曾專門發表文章說：
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裏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揮光大的。
為了加強“西化”的力度，胡適不久之後又撰文再次聲明：
我指出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中西的文化衝突），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裏隻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胡適的本意在於鼓勵中國大膽地接受世界，但是無意之中為反對曆史的人增加了底氣。一時間，很多人認為拋棄曆史、向西方學習，國家才有未來。加之人們對響遍街巷的“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口號單純理解為反對曆史，曆史成了“保守”“落後”“封建”“愚昧”的代名詞，受到四麵夾擊。猶如一個人，因為發現眼前沒了路，就徹底否認自己過往的選擇和一路曾遇見的風景，而急於從別人那裏找尋路的方法。
麵對此情此景，錢穆無意做書齋中的閑雲野鶴，他說：“餘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餘亦豈能背時代而為學者？”於是，錢穆站出來振臂疾呼：“曆史是我們的生命！”
錢穆所說的曆史和生命，並非一個人的曆史，也不是個體的生命，而是一種群體的、人類的人生，即“我們（全部）的人生和生命”，亦即一個民族、國家乃至人類的生命。
“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曆史。”
“曆史隻是一件大事，即是我們人類的生命過程。”
中華五千年來的曆史猶如一條長河，這長河當中，有“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悲壯，也有“紅桃綠柳垂簷向”的繁華，這些畫麵的背後，是一張張積攢了悲喜的麵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十七帝，清十四朝，哪一天不是有人在成長、婚嫁、生死，將來也會是這樣。那些活在過去的人，他們曾和我們一樣，或躊躇滿誌，或黯然傷神，得意時仰天大笑出門去，失意後“明朝散發弄扁舟”。屬於他們的是短短數十年，但是在這短暫生命的明滅之間，彙成了錢穆所說的中華曆史，這樣一個光芒萬丈、長久的、飽滿的生命。
對曆史的斷然否定，如同將那些鮮活的生命和智慧一概否定一樣，而我們不過也是這曆史長河中的滄海一粟，將來的人可能如我們一樣，將一切輕易地抹殺掉。
我們的曆史就是這樣一種記錄著一代代人的一個有生命的年輪。這個生命過程中有漢唐盛世那樣的輝煌，讓我們今天更有理由回顧過去，去傾聽曆史的聲音。割裂曆史，拋棄以往的經驗，這樣的舉動既缺少理性，更是對生命的妄自菲薄。
沒有傳統的民族猶如散沙
曾有人說，好的東西不用保護，自然就會流傳下來。言下之意是傳統文化如果好的話，就應該經得起任何風吹浪打，隻有不好的才會被淘汰掉。這種觀點顯然高估了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因為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並不一定是好的東西，而是實用的東西。尤其是人們在精神上需要啟發和引導，又時常陷入迷惘
無知。很多寶貴的精神遺產，在實用主義麵前並不討好，但卻對一個民族的精神品格有很大影響。
孔子感歎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表達自己對周朝儀禮之風的仰慕。當他看到“八佾舞於庭”，忍不住氣憤地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周朝之禮
廢，孔子急得捶胸頓足；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從三家分晉開始，也是為了告訴宋朝皇帝要知道做天子的本分。這是曆代傳下來的為君之道。如果又沒天子的威嚴，就會引來三家分晉這樣的諸侯之亂，阻礙天下統一。
無論是孔子還是司馬溫公，他們都是禮治的倡導者。既然要倡導，可見好的東西並不一定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有時候更需要智者有意識地加以引導。錢穆就是這樣一個引導者。
在錢穆的時代，“對清王朝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全部曆史傳統文化不滿意”，這已成事實。傳統文化受到徹底的質疑，這時錢穆說：“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
“以往傳統”能夠贏得民眾共同的尊敬和信仰，這是一個民族凝聚力的來源。所謂團結，就是眾人齊心協力之意。“齊心”即思想統一，“協力”即行動一致；而“齊心”正是“協力”的基礎。凝聚力即指“齊心”的力量，凝聚力的本質就是思想意識的趨同性，或者說是精神追求。唯有整個民族有共同認可共同尊奉的精神追求，才能夠將一盤散沙變成一堵堅固的長城。
說到民族的凝聚力，作為中國鄰邦的兩個國家，日本和韓國是世界上公認的凝聚力最強的國家，一個是為了天皇可以切腹的武士道國家，一個是為了支持國貨可以砸掉公務員的非國產車的“泡菜國”（韓國以泡菜為國粹，此稱並無貶義），他們在外人眼中都是團結得可怕的民族，又都是兩個具有自己的性格和傳統的民族。這兩個國家在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方麵都下了很大的功夫，雖然兩個國家都積極地向西方學習，但和服韓服還是他們民族的代表。對傳統的推崇和由此產生的自豪感、凝聚力，使他們讓西方人既敬畏又好奇。
有趣的是，這樣兩個國家都是受到漢唐文化輻射的國家，他們文化中的精髓都與儒家思想一脈相承。長幼有序、妻賢子孝，這些儒家的綱常在這兩國人民的生活中體現得更加明顯。傳統是他們的凝聚力，而這種傳統本來來自中國。現在，一些國人卻要拋棄這種傳統，想要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對於我們這樣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來說，沒有一個共同信仰的傳統，很難團結一致，上下齊心。
中國並不缺少傳統。從中國的第一本史書《尚書》至今，中國曆史沒有缺少過記載，更沒有出現斷代。雖然江山不斷更換君主，但他們都遵照前代的傳統，繼續修史、為政。從井田製到一條鞭法，任何製度的改革都是在前一朝的基礎上調整和完善的。可以說中國是世界上傳統最具延續性的一個國家。
錢穆認為，中國曆史的這種傳統與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中斷是截然不同的，古希臘古羅馬有很多謎底等待後人解答，因為後起的文化與前者沒有連續性。但是在我們的傳統中，很多道德上、生活上的製度都是有章可循的，追根溯源，可以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我們現在缺少的，是對傳統的認可和信任。錢穆舉例說：“譬如我們講考試製度，這當然是我們中國曆史上一個傳統極悠久的製度，而且此製度之背後，有其最大的一種精神在支撐。但孫中山先生重新提出這一製度來，就不免要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因為清代以後，考試製度在中國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們今天要重建考試製度，已經不是單講製度的問題，而還得要從心理上先從頭建設起。換言之，要施行此製度，即先要對此製度有信心。如在清代兩百幾十年，哪一天鄉試，哪一天會試，從來也沒有變更過一天。這就因全國人對此製度，有一個共尊共信心，所以幾百年來連一天的日期也都不動搖。這不是製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壓迫，而是社會上有一種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當知一切政治、一切製度都如此。”
製度無法建立，民族就會缺少保持團結的秩序，這樣的民族是缺少凝聚力的。我們並不是沒有傳統，但是如今卻似有還無，傳統等待著從故紙堆中走向普通人的生活。
不讀曆史，莫談愛國
從人之常情來說，必先“認識”才能產生“情感”。人最親的是父母，其次是兄弟、夫妻和朋友。喜愛是產生在有所了解的基礎上的。人會為了他所愛的而奮鬥犧牲，人也隻會愛他所崇敬、尊重的，人又隻會崇敬、尊重他所認識與了解的。
並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但他們通常都能得到子女真誠的愛。隻有先去深切了解，才會有深切的熱愛。如果一個民族對已往的曆史無所了知，他們失去的不僅是文化，還有對民族的深厚感情。這樣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去奮鬥、犧牲，去為了一個光明的前途而努力。
錢穆從中國的曆史中分明讀到了驕傲和偉大。但是他的一生，開始於維新派的公車上書，結束於台海民間往來解禁之前。在這個百年裏，他看到的又分明是狼狽和破敗。到處是流民、乞丐，良田變成了焦土，煙柳秦淮上見不到風流倜儻的文人，港口上走著趾高氣揚的洋人，中國人都成了苦力勞工……在這樣的國家，有誰能真正去愛自己的文化和曆史，能靜下心來聽一聽老人口中的陳年往事呢？當然，曆史中不僅有漢唐盛世，還有藩鎮割據、宦官當道，隻有這些都了解，才算得上真正地認識中國，也才能說了解中國、愛中國。即使有盲目的愛國之心，但是如果對曆史一無所知，這樣的愛就不但無力，甚至危險。
發生在近代的義和團運動，就曾被人以愛國的名義蒙蔽，犧牲了自己的力量。一開始，義和團不過被清廷視作黃巾軍之類的匪賊，但從1900年6月起，義和團卻成了天之驕子。當時，慈禧與列強的關係急劇惡化。無奈之下，慈禧借義和團向列強施壓，以迫使列強讓步，讓列強放棄支持維新。
不過，甲午戰爭失敗之後，慈禧已經明白不可能真正打敗列強，她不過是想借著義和團威懾而已。但當威懾失效後，慈禧做出了殺盡境內所有洋人、對十一國同時宣戰的極端弱智的決策。這一切不過係於她的一念之間。
但是宣戰上諭上卻寫著列強“欺淩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等滔天罪狀，似乎宣戰決策完全出於愛國愛民的凜然大義。讀一讀清朝近百年的曆史，就能知道這不過是慈禧要將維新徹底掃除。但是義和團在這樣的感召之下，會眾走上了疆場，殺公使，燒教堂，攻使館，義無反顧，前仆後繼。
義和團的愛國是真切的，但是卻被人利用，成了為維護慈禧的名分而掙紮的炮灰。他們的愛國之心遭到如此的輕賤，還渾然不覺。這種天真的愛國心，正是對以往全無了解、毫無曆史判斷能力所導致的。
“然而中國最近，卻是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的國家。”
人人都說著要革新，但是真正的革新應是先知道過去，有舊才有新。不知道病在哪裏，如何開刀施藥？僅憑著對過去的空想，魯莽行事，對現狀其實是隻有破壞而很難有改進。
但凡對已往曆史抱一種蔑視的人，其實是一切真正進步的最大阻礙。隻有通過過去，才可認識現在，也隻有對現在有真實的認識，才能對現在有真實的改進。因此，可以說曆史知識的可貴之處，不僅於鑒古而知今，而是將為未來的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向導的責任。
如今有一些人認為拋棄曆史無關緊要，既對民族已往的文化一無所知，還說著自己愛國。這樣的愛，就像農人愛他的耕牛。他僅僅知道自己的身家地位有所賴於對方，愛國也不過如此。但凡為了國家而奮不顧身的人，他們對一國家的曆史必然有一種深刻的理解和愛。
因此，想要國民對國家有深厚的感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的曆史有深厚的認識。想要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的改進，必先使國民對國家已往曆史有真實的了解。
我們不講“主權”，但講“責任”
西學開始東漸的時候，西方人對政治的看法，也漸漸進入中國，影響著中國人的政治思維。西方喜歡講“主權”，他們說的“主權在民”正好與國內當時批判的“封建專製”形成對比。在一些西學進步人士的大力倡導下，很多人拿著“主權在民”這個理由咒罵封建專治社會的“萬惡”。
就像醫學上，西醫的分析方法很難解釋中醫中的五行、氣穴一樣，主權思想發端於西方的曆史觀念進程中，西方的很多製度是建立在主權觀念上的，中西的不同之處正在於此。錢穆舉例，很少有人追問明代的政治主權在哪裏，因為中國人講政治，看重的是職責。在其位，謀其職。一官必有一職，皇帝在政府裏也有一份職責。按照西方的觀點來說，若說一個茶杯的主權屬於誰，就是說誰可以自由使用這個茶杯。這是一種權利，並非是道義。主權的背後，是一種自由意誌。但是按照中國不論主權而論職責的觀點來說，職責所在，背後就有應該盡力去履行的一種道義，而沒有所謂的自由意誌。中國的人生是道德的人生，因而我們講主權是很難講清楚的。
在這一點上，美國一位權威人士對中國的盲目西化作了生動的描寫，他旁觀者的角度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曆史、傳統、政治經曆、製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基。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隻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我們不能拿我們今天學了西方的一點皮毛，其實也學得很少很淺，而用來批評中國傳統政治，這實是一個很主觀的講法，實在也沒有仔細去讀這兩千年來有關政治上的書。”錢穆熟讀中國曆史，因此他對中國的“主權”有自己的看法。他按照西方人的思路講述了中國曆史上的政治主權的歸屬，認為中國的主權，說到底在讀書人的手中，而讀書人代表的又是普通百姓，他們來自民間，大多出身貧寒，因此可以說，我們的政治權利是開放給廣大群眾的。
何止在政治上，在錢穆看來，當時的國人處處拿著西方的體製來衡量自己，就是在文化、科技等諸多方麵，我們也處處以西方的標準為“國際標準”，想盡辦法來達到這個標準。我們也常常因為自己不符合這個標準，而產生摩擦，遇到挫折。
錢穆對中國曆史的思考有其獨特性，他的不少觀點並不是人們的共識，有不少人認為他過分誇大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而冠之以“東方文化派”之名。今天，全球化的進程與錢穆所處時代已大為不同，人們已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不能以西方文化為圭旨，而應該肯定世界其他文化的獨特性，並立足於這種獨特性創造性地貢獻於全球化的進程。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重新閱讀錢穆自有一番新的意義。
“學術”不在國外，在人心
留洋鍍金在近代就已經開始成為一種時尚，錢穆正趕上留洋的第一撥。他說：“今天有人說，我們要研究中國學問，怕要到外國去，如像日本、美國；在他們那裏，所藏中國書很多。但亦僅是一堆書而已。”學術未必就一定在西方的圖書館裏，在這一點上，錢穆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證。
錢穆此前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也從來沒有離開過線裝書，他對曆史的真誠和忠心受人嘲笑，但是他內心毫不懷疑，可以說是將畢生的信念都交給了書籍。而最終他也是倚靠著自己對曆史的信念，成為一代宗師。
錢穆說學術不在國外，這裏的“學術”指的是國學。不過錢穆又說“國學”這個詞原來是沒有的，隻是到了近代，才有了這種提法，國學才成為眾多學問的一種。
比如類似美國哈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海外各種各樣具有優厚條件的學術機構，對於很多華人學者來說是一種巨大的誘惑。大批學者為了治學而遠赴海外，這是革命初期一群有誌青年力圖改變舊中國的一條途徑。但是最終成就一批大師的，不在於海外的學習環境，而在於個人學習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