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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與錢穆是同時代的人，他曾邀請錢穆參加他主持的曆史研究所。傅斯年從北大畢業後，考取了官費留學。1919年至1926年他先後留學英、德。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在眾多學生當中，真正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來讀書、心無旁騖的隻有陳寅恪和傅斯年兩人，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意思是說隻此二人是純粹的學者。有的人讀書不行，但還是設法弄了一個博士學位風風光光地回家了，傅斯年連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沒有人不佩服他學問的淵博。任曆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間，他培養了大批曆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學科的專門人才，在大學執教期間，傅斯年也深受學生的敬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老師。
中國有句俗話叫作“公道自在人心”，同樣，“學術自在人心”“尊卑自在人心”。用一句時髦的話說，就是“人才是真正的主語”。錢穆相信，古人中有真名士，與國外任何一個思想家、金融家相比，都毫不遜色。我們能夠學到古人中優秀者的精神，也就能夠做好學術、建設好社會，不需要將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
然而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除了知道我們自己的曆史是需要批判的、外國是領先的，其他則茫然無知。這樣的狀況，必然導致國民對國家沒有信心，對自己沒有信心。比如，去往國外接受“更好的教育”是現在中國父母的一個共識：不能讓孩子留在國內受應試教育的“摧殘”，要讓他們去先進國家感受最好的教育方式。然而，麵對這樣的情景，錢穆或許會說：學術也不在國外，教育也不在國外。
錢穆說：“有書無人，有文而獻不足。諸位到日本到美國，也隻是死讀書，沒有什麼了不得。”一個人如果能力不夠，沒有意識到真正決定學問的東西是什麼，去哪裏都是一樣的。他以台灣為例，“猶如我們今天在台灣，論起書本來，也並不輸於到美國日本去。小小的一個台北市，有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台大圖書館在那些處，除掉從前在北平，別處便不易找到這麼許多書。我們要從許多書中來研究中國曆史文化，也該盡夠了。但諸位要知，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先生。”
先生就是老師，是利用好這些材料的人，是一種麵對客觀曆史的主觀思想。沒有這樣的主觀思想，做學問、談發展，光指望國外是不夠的。
耶穌教也沒能挽救羅馬
錢穆認為，在中國的學術史上，宋代是一個極盛時期。上比唐，下比明，宋代的學術都有模有樣。唐代與明代在經濟上富盛，而宋代衰貧。從國勢上來看，宋不如唐、明。但是學術恰恰不同，“唐朝隻是佛學大盛的時代，宋不能及。若論文學，唐宋各有長處，唐詩並不一定就是在宋詩之上。如講古文，雖然由唐代韓愈、柳宗元開始，可是宋代的古文勝過了唐代。經史各方麵，唐朝都遠不能與宋代比。明代也不能與宋代比。”
清代喜歡講“宋學”，這種稱法實際含有貶損之意。但是在錢穆看來，清人的“宋學”之謂有兩種錯誤。
一方麵，清人有門戶之見，他們自稱為漢學，以與宋學分立門戶。尤其是乾嘉以後，對宋學的輕視貶低日益嚴重。一般我們所謂的漢宋之爭中，漢學注重對經典做實事求是的考據工作，更接近於科學；宋學注重對經典做微言大義的發揮工作，更有哲學意味。兩種學問本沒有輕重是非，但是在清代，很多人對宋學的評價不高，認為它沒有學術價值。
另一方麵，認為宋學空疏而缺乏實際用途的觀點也大可商榷。民國以來，很多人接受了清人的這種看法，並且說，若是宋代學術好，為何不能救宋代的貧與弱！
錢穆巧妙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春秋戰國時期有孔孟儒家乃至先秦諸子百家，也並沒有避免亂世。我們現在一心一意佩服的西方人，他們的先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也並沒有拯救希臘。又比如羅馬帝國，後來遵奉了耶穌教，但耶穌教也並沒有挽救羅馬。可見我們不該用一種淺薄的實用主義來批評學術。”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是古希臘的三位哲學家，他們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國理想和政治見解，並成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但是希臘這個曾經古代文化輝煌燦爛的所在，最後卻被羅馬征服了。基督教也的確曾為羅馬帝國的統一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有人說羅馬征服世界第一次是憑武力，第二次是憑基督教，但基督教最終也沒能拯救羅馬。古羅馬原本和古希臘一樣，是一個多神教的國家，後來信奉了基督教，它還是被北方蠻族的遠征軍消滅了。
錢穆的話一語中的。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認為傳統文化無用，其實西方文化也有“無用”的時候。孔孟之學和先秦諸子之學，雖然沒有對拯救亂世發揮立竿見影的作用，但也自有它的價值。就算它們不能挽救春秋戰國時代的戰亂，但這些思想對漢以後的大一統局麵有重要貢獻，還為後來的中國學術史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基礎。宋代的學術，也不能救宋代的衰亡，但也為宋代以下的中國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五四運動爆發前，各種流派的西方思想湧了進來，其中就包括實用主義，錢穆那一代人首先受到了衝擊。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實用主義大師杜威來華講學，也帶來了他的實用主義思想。
據史料記載，杜威在華停留兩年零二個月，足跡遍及北京、直隸（今河北省）、奉天（今遼寧省）、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場講座。他在講演中傳播實用主義哲學，宣傳美國的文化、社會政治觀、道德觀和教育觀，在我國知識界中產生很大影響。傳播與宣傳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適，他不僅係統地介紹實用主義哲學，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論概括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並具體運用到“樸學”與“紅學”的研究中。教育家陶行知，也成為實用主義的積極傳播者與推行者。另外一個人物是時任《新教育》主編的蔣夢麟，在“杜威號”上發表《杜威之倫理學》《杜威之道德教育》，對杜威倫理學的曆史地位，杜威如何從社會與心理出發闡明道德教育原則等問題，都作了深刻論述。
實用主義者隻管結果，而不問方式是否合乎實際、合乎原則。也就是隻管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對錯。隻要是有用的即是真理，一時無用即為謬誤。但是我們傳統文化中有很多東西，那些修身養性、中庸平和的思想，並不能馬上將中國內憂外患的情況改變，所以，人們得出傳統無用的觀點，要將傳統拋棄得遠遠的。錢穆認為這種做法是“淺薄的”，因為他堅信曆史中的智慧絕非是短期的得失可以衡量的。
正如他所說，西方的精神也沒能挽救西方的苦難，我們的傳統也絕非是暫時無用就可以拋棄的。學術的價值在哪裏？錢穆說學術重要的作用是能夠指導後人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先理解古人的用心。如果為了改善眼前的情況而忽略了古人的真實想法、工夫，這樣的學術是不成熟的，也是經不起推敲的。
亡文化便要亡天下
曆史上，任何成功的入侵都是以文化上的入侵為標誌的。
日本人占領東北之後，要求東北的學校在教學中將日語作為母語，曆史課上不僅美化侵略，而且隻教授日本史和滿族史，沒有中國史；在語文教學中，把漢語當作少數民族語。很多小孩子從小說日語、穿日本校服、唱日本國歌，直到東北解放之後，才知道原來自己是中國人。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了承載自己文化的語言和文字，這個國家就不存在了。要想保護好自己的國家，首先也要保護好自己國家的文化。
但是，“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力量的一句口號，傳承了數千年的文化經典在這句口號下遭到前所未有的攻擊，力求進步的人們認為將孔家店拋卻得越遠，就越能換來社會的進步。盡管這種進取心迫切得很，但進步卻並不是打倒誰就能取得的。很多人都明白，打倒孔家店是需要斟酌的，但礙於進步分子的質疑，隻能三緘其口。唯有錢穆站出來逆流而行，要把孔子和《論語》扶上傳統的位置。
近代中國麵臨內憂外患，必須圖強。新知識分子看到西方的強盛，希望通過走同樣的道路實現中國的強盛，故主張學習西方的文化及思想，“科學”“自由”及“民主”被反複提倡。
譬如，胡適認為中國必須經過西歐的“文藝複興”才能進入“現代化”，他所提倡的新思潮、白話文、現代文學等便是仿效西方的“文藝複興”。新文化運動前後，凡能對中國有利的，無論是英、法、德、俄、美或東亞的日本，都會被介紹到中國。譬如，1918年易卜生到中國表演戲劇，提倡女性自主自由；1919—1920年間美國哲學及教育家杜威到北京訪問，並在各地講學；1920年英國哲學家及政治家羅素前來中國講學；1922年美國女性主義者桑格造訪中國發表節育問題講座；同年，科學家愛因斯坦到日本順道訪問中國；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前來中國演講等。
在這種時局下，兩種現象應運而生：一是一意效仿西方，二是摒棄傳統文化。
看到年輕人對國故典籍漸漸漠然視之，錢穆便想寫一本給現代人閱讀的《論語新解》，但直到去
美國講學時才得以從容地開筆，這本書在1963年完成。
當然，《論語新解》不是純粹為了“敬告青年”所作的，它的學術性並沒有降低。在“一意效仿西方”方麵，不僅表現為政治上的西化，連學術、思想、教育等方麵也受到衝擊，最明顯的就是學習西方“科學”。胡適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顧頡剛提倡“古史辨”及傅斯年倡議“材料史學”等，基本上都是在“科學主義”的指導下進行學術研究。所以提倡傳統學術方法中的精華，也是他撰寫新書的用意。
新文化運動時期，許多不利的言論、矛頭都對準傳統文化。譬如，有陳獨秀的“批孔”，政治“專製”；胡適的“打倒孔家店”，“整理國故”，“重估一切價值”；魯迅的“批評國民的劣根性”，“不看中國書”；錢玄同的“廢除漢字”；吳稚暉的“把線裝書扔入茅廁”；顧頡剛的“疑古”等主張。由於這些人都是大學教授或被美譽為“導師”的人物，所以他們的言論多少產生了負麵的影響，使國人誤認為“傳統文化”是沒有價值的。
錢穆將大量的心力用於研究《論語》和孔子，一方麵是因為他欣賞儒學的精義，更重要的是儒學是中國文化主要的命脈，這與民族國家存亡及發展的前途問題息息相關。在研究了中國曆史種種之後，他提出“國可亡，但是天下不會亡”，因為即使朝代更替，但仍然是中國人的朝代。然而一旦“亡文化”，就等於“亡天下”。所以他不斷強調民族文化與曆史的重要。一個民族能夠延傳一定要有所“本”，此“本”即我們的傳統文化。孔子之《論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本”。
錢穆說：“《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因此，保存民族文化，就必須重視孔子，重視《論語》。
其實，“打倒孔家店”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曆史的誤解。“打”隻是一種方式，關鍵是“打”後的結果“倒”。在這裏，胡適的一個“打”字，隻是用來表明他對“孔家店”的些微不滿和對吳虞的支持。就這樣一番好意，卻被曲解發展成了對傳統文化的一概否定，錢穆不得不站出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喊出另一種聲音。他擔憂的是，如果在中國連經典都成了廢紙，一切知識和觀點都來自西方，那中國等於在積極爭取做人家的殖民地，曆來讀書人心中的那個“天下”，也就沒有了。
古人絕非腐朽之輩
讀史是在讀著史之人的心，樂觀的人看到的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界，而悲觀的人筆下的故事往往絕望黑暗。從錢穆的書來讀錢穆，便可以看出他為人的真誠細致，對待古人“恭而安”，總是懷著尊敬之心讀出古人的良苦用心和獨特智慧。
錢穆在講《三國誌》的時候，講到了一個問題。從班固的《漢書》之後，正史均以斷代為史，但是一代的史書必有所主，漢代之後，晉代沒有起，陳壽是三國中的蜀人，在晉朝做官。照曆史傳統，是由魏到晉，陳壽應該以晉為正統。因此在他的《三國誌》裏，隻魏帝稱“本紀”，蜀、吳諸主均稱“傳”，“本紀”是記述君王的，而“傳”是記述重要的人物的，陳壽尊魏，頗為後世所非議。但他書稱《三國誌》，而不以《魏書》為名，不與《漢書》《後漢》《晉書》同例，既名“三國”，則是並列的，因此，錢穆特別提醒讀者要去體會陳壽不得已的用心。
仔細體會古人在書中的用心，才能真正算作是讀懂了一段曆史。但是在錢穆生活時代的年輕人，往往以疑古惑經、恣意批評為榮，對古人爭論的東西不屑一顧，錢穆評價這樣的人“無論其見解是非，隻是太輕薄，太不忠厚，便該是一病”。錢穆批評起年輕人來，可謂“溫而厲，威而不猛”。
“所以我要告訴諸位，在我們前代老輩人之工力，我們不該看輕抹殺。”否則，以批評古人為榮的人隻會流於輕薄狂生的名，忽略了書本中蘊涵的人物思想精華，和古人為求傳承脈絡而做的功夫。
近人盧弼（1876—1967）寫了一部研究《三國誌》的重要著作《三國誌集解》，其中引用了宋人高似孫的批注，這也讓錢穆想到提醒學生，“做學問不能隻為寫論文，也該學前人作筆記，筆記用處有時比論文大。我們盡要拿一個題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論文，可以在雜誌上刊載。但從前人考慮得周到，一條條筆記中，不曉容納多少問題在內，易查易看，對後人貢獻大。”如盧弼，雖然近人講史學不會推尊到他，但他在前人的基礎上添加的點，也凝結了他的心思，這樣的貢獻是不能抹殺的。雖然他一輩子的成績隻是專研了一部《三國誌》，但這也了不得。“前輩人終究曾下了實在工力，我們哪能存心輕蔑。這是我們做學問的一個態度問題，或說心術問題。若先已存心輕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書中做出自己的學問。”
在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中也有一個輕薄狂生的故事，與錢穆的觀點頗為相似。
有一個狂妄的晚輩書生，品性狂妄，對今人古人都喜歡鄙視謾罵，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身價。如果有人挑出他的毛病，他便會恨之入骨，有時甚至毆打別人。
正趕上河間府舉行歲考，十幾名並不熟識的考生同住在一起。一個涼爽的夏夜，大家分散坐在庭院中乘涼，那狂妄的書生就隨心所欲地高談闊論起來。大家不想聽他尖刻的話，便由他點評。但是樹後麵坐著的一個人一直與他爭辯，輕易就指出狂生談論中的謬誤。狂生被問得啞口無言，便惱羞成怒：“你是誰？”黑暗中隻聽到回答說：“我是焦王相呀。”焦王相是河間府一帶有名的老儒生。那狂生便驚駭地問：“你不是已經死了嗎？”隻聽黑暗中笑著回答說：“我如果不死，怎敢去冒險摸老虎的胡須呢？”狂生惱怒地跳著腳叫喊，但隻聽見吃吃的恥笑的聲音，卻無從尋人。
紀曉嵐筆下嘲笑的輕薄狂生，與錢穆批評的大膽後生如出一轍。在錢穆的那個年代，多的是“信口批評古人”的嘴巴，唯有他誠惶誠恐，珍惜古人的智慧和生命，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
家國需要自己的儀式
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正統皇帝的年號，是溥儀的“宣統”。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廢除年號紀年的做法，而改用民國紀年。但是到了後來，人們漸漸連民國紀年也不說了，幹脆叫“公元幾幾年”；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便正式改用公元紀年了。這似乎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但這種變化，被錢穆稱之為“亡國現象”。
“在我們學術界，中日抗戰那年每不稱民國二十六年，定要說西曆一九三七年。我們到台灣來，也不說民國三十八年，定要說西曆一九四九年，好像中國夠不上自己有一個自己的年代，這真是亡國現象，為何我們定要講西曆多少年呢？”或許是愛國之心的作用，讓錢穆對新生的很多現象都看不慣，像年號消失的問題，在他當時還隻是一個苗頭，到今天已經被默認了。
為什麼錢穆對年號如此看重？追根溯源，還得說到年號的來曆。年號是中國古代皇帝用以紀年的名號，日本、朝鮮半島等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曆史上也使用過自己的年號。直到現在，日本仍然使用天皇的年號。
年號被認為是帝王正統的標誌，稱為“奉正朔”。錢穆還舉例說，春秋時期魯昭公被三家貴族驅逐出國，但此下《春秋》紀年稱“公在乾侯”。唐代唐中宗年號“嗣聖”，曆史上應該寫“嗣聖幾年皇帝在房州”，但實際上這個“嗣聖”年號已廢不用，那時候隻稱“垂拱幾年”“天授幾年”，都是武則天的年號，《資治通鑒》司馬光是就實書寫，但同時宋代史學家範祖禹除主持編寫《通鑒》之唐代部分外，他又自寫一書名《唐紀》，就用了“嗣聖”的年號，不寫“垂拱”“天授”。如何使用年號，已經上升到政治取向的問題了。
中國曆史上，年號的使用情況非常複雜。一個小小的年號，其中有很多的學問和講究。在《資治通鑒》中，一個皇帝在一年中間改年號的很多，不是一定要到下一年才改，而《資治通鑒》所記年號，都以最後一個為準，錢穆認為這樣的做法有違史實，不可取。
不僅年號這樣的傳統被取消，我們從殷商開始的天幹地支紀年法也漸漸被西曆取代了，這時候錢穆說：“我們本不是一個西曆國家，為什麼要用西曆紀元？現在又不稱之曰‘西曆’，而改稱曰‘公曆’，這也是一問題。將來若要為世界人類曆史做一個公曆，怎麼定法，現在還不知。而且此可用西曆，也有麻煩。”
西曆又稱格列高利曆，是以《聖經》中耶穌誕生的那年為基準，開始記錄日期。是西方人的日曆，西曆的第一世紀在漢代。漢武帝前用西元，需要前一年前兩年地倒推回去。中國史要從春秋戰國一路推上去，這樣推算非常麻煩。而且錢穆認為，用陽曆是一件事，要曆史用西曆，又是另外一件事。“這事有關教育，政府應該有個抉擇。”
朱熹在《通鑒綱目》中說“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這兩句話，我們驟然一看似乎不像是曆史上的問題，其實是曆史上一個大問題。現在不寫曆史不要緊，錢穆認為“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不能不寫曆史，總有人會出來寫，到那時如何寫法？這是個大問題”。
在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未起以前，很多人主張用黃帝紀元、孔子紀元。黃帝紀元就是以黃帝降生之年為元年，孔子紀元就是以孔子降生之年為元年。很明顯，這種思想都是呼應西方以耶穌降生之年為元年的做法，彰顯黃帝、孔子這些人在中國曆史文化中的作用的。但是這種倡導並沒有普遍推廣開來。
其實，不論是年號，還是曆法、節氣，它們都是一個國家的儀式。錢穆所珍視的，也就是在這種儀式中我們可以得到的民族認同感。古代人非常注重儀式，因此在身份、穿著、用語上都有一套禮儀，在這種禮儀之中，每個人都能找到一份安全感和歸宿感。
陳獨秀是一個最頑固的反對傳統的人，然而他最苦悶的時候永遠在寫舊體詩；胡適是一個曾在美國受教育的哲學博士，是西化的代表，然而他平時總是穿著長袍馬褂。他們尋找內心安慰的時候，最終仍然會回到傳統的世界。
先名正，後言順
梁啟超曾在《飲冰室文集》中說，“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他認為曆史上最荒謬的事情，莫過於史家爭論正統的問題了。這樣的觀點一出，中國傳統史學者，皆以為正統不足論。其實，作為傳統史學中的一種深層的曆史觀念，正統觀一直影響著史家的史學思想以及史著的內容與形式，絕非不足論之事。錢穆就認為，正統是必須要爭論的一個問題。
譬如曆史上常說魏、蜀、吳三國，其實，當時蜀主劉備稱帝時國號為“漢”，以示自己是繼承兩漢，為三國正統，所以諸葛亮《出師表》上說“漢賊不兩立”。吳蜀聯盟，吳國人說“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勠力一心”，可見當時的吳國人也稱蜀國是“漢”。而陳壽《三國誌》把這個“漢”字改成了“蜀”字，正如前文所述，其中大有講頭。這個問題在今人看來似很無聊，但錢穆說：“近代有人說我們曆史上所爭的正統問題是不該再提了，認為此隻是一種陳腐的，不成問題的問題。現在才知道此等曆史問題，同時還即是現實問題，不可不爭。”
無疑，正統論含有家天下的糟粕。中國曆史上，一個朝代的稱號前往往加上一個姓氏，如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係列中所出現的繼承人，哪怕是嬰孩病患，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如西漢末之王莽，即便有足夠的道理，也難以樹立真正的天子威儀。
但這隻是正統論的一個方麵。到了宋代，歐陽修和司馬光都對這種隻論血統不論功業的“正統”提出批判，他們注重從道德、功業兩方麵去考察王朝曆史地位，把道德評價與曆史評價結合起來，言人事而棄神學，重理性而摒迷信，並指出正統有續有絕，中國曆史上存在著“王道”無所歸的曆史時期。
正統與非正統，其實代表著一種價值判斷，也代表著公眾輿論的取向。試看曆史上的典故，就能知道為什麼正統之名需要人尤其是史家來定奪。
南宋高宗遷都臨安，國勢日衰。至恭帝趙 在位，元兵侵占臨安，帝後王臣都成為元兵的俘虜，隻有後妃帶著趙昰、趙昺兩個皇子出逃，並得到南宋舊臣陸秀夫、張世傑等人的保護。隨後為了將趙宋的殘餘消滅，以絕後患，元兵對宋室繼續追殺，宋室繼續南逃，端宗趙昰在十一歲時病死，群臣繼立八歲的趙昺為衛王，以陸秀夫為左丞相，文天祥為右丞相，張世傑為太傅。衛王最後遷至崖門，召集二十多萬軍隊，建營駐紮。
文天祥被俘後，崖門被圍，張世傑等丟棄岸上營地，率兵將全部下海，與元兵決一死戰。元兵久攻不下，便切斷宋兵的糧草和取水的後路，前後夾攻，張世傑見大勢已去，便突圍出海，後來死在現今陽江市海陵島附近的海麵。陸秀夫保護衛王，無法逃走，便先叫妻子投海，然後抱著幼主投海以免受辱。後來，楊太後和後宮、大臣相繼投海而死，以全忠節。據史書上記載，當時浮屍在海上有十多萬，宋室就此滅亡。
到明朝時，崖海興建大忠祠，在祠堂內立“死難義士神位”以資紀念。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又奉“故宋忠義同死國事諸臣”和“故宋同死王事於廣諸臣”之神位。
崖海的戰爭中，南宋官軍士兵能夠視死如歸，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保護宋室的正統血脈，以求日後反擊元兵。殉國的死難者中有跟隨趙氏政權從臨安出走的官兵，有張世傑的江淮水師，有南下沿途結集的勤王誌士，有福建、潮汕等地的佘族隊伍，有當時新會各地的義勇鄉兵、崖海一帶的“烏蜒船”民，還有後宮伺宦與軍官眷屬。
他們千裏奔隨，出生入死，慷慨赴難。這其中的悲壯和決絕，豈是“正統”二字可以解釋清楚的，但是若否定了“正統”，這千萬人的死，便如同落花流水一般再無意義。
政權之中有正統，學術流派也有正統，其實中國人穿衣打扮都要講究正統不正統，這種思維方式已經成為一種民族性格。《論語》中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名正之後，每個人才有自己的位置和一份應盡的責任。因此，如錢穆所說，正統的問題過去在爭論，現在和將來，還會是中國人探討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