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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曆史，都需要一番思辨和總結，才有靈魂和深意。讀史的方法決定著我們讀史的效果和收獲，作為曆史教育家的錢穆，不僅說史，也說如何讀史。
學術如榕樹，落地生根
“我們的船漸漸逼近榕樹了。我有機會看清它的真麵目，真是一株大樹，枝幹的數目不可計數。枝上又生根，有許多根直垂到地上，伸進泥土裏。一部分樹枝垂到水麵，從遠處看，就像一株大樹臥在水麵上。……那麼多的綠葉，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麵，
不留一點縫隙。那翠綠的顏色，明亮地照耀著我們的眼睛，似乎每一片綠葉上都有一個新的生命在顫動。這美麗的南國的樹！”
這一段文字，我們都不陌生，這便是巴金在廣州看到榕樹寫下的一篇散文，後來被選進語文課本，叫《鳥的天堂》。一株榕樹，可以形成一片榕樹林，看不清誰是根誰是枝，這樣奇妙的景象，錢穆也用來做了比喻。他說：“學術等於我們在南方見到的大榕樹，一根長出很多枝條，枝條落地再生根。”
經學是我國古代學術的一個大根，長出了《易》《書》《詩》《禮》《樂》《春秋》六藝。其中《春秋》這一枝又落到地上，生出了《史記》，如此長出來便是一棵大樹，《漢書》《後漢書》《三國誌》等，就是這棵樹上的枝椏，往後不斷向上長，分出十三類、二十四史、三通十通出來，這是史學的一枝。文學上，《詩經》一落地，便長出了漢代人的樂府，樂府慢慢長成新條，如古詩十九首等，後來又長出律詩、絕句這些枝椏。又比方說，諸子百家這一大叢枝椏中，老莊之學落地，生長出了王充的《論衡》，另外變成了一枝。
這棵榕樹，雖然新的枝條在不斷生長，但是舊的也還在。學術正是如此，雖然新的東西在不斷發展，但是舊的基礎沒有消失，新舊可以並存於世，也可以同時衍生出新的枝條。如一個清代人，既可以在前人衍生出的新枝條上發芽，也可以在六經的老樹根上發芽，並不矛盾。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的國學才顯得如此繁榮而又複雜。但其中其實有先後可循。
曆史本不是一門專門的學術，就是在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他也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寫史學上的開天辟地之作。雖然《尚書》《春秋》當中的文字都可以看作是史料，但人們並不看重史學。在魏晉時期，經史子集中的史所占的分量與經比起來，還猶如一棵榕樹與旁邊有三兩葉子的小枝椏一樣。史學獨立成一棵樹，並有自己的“史學”之名，正是從《隋書·經籍誌》開始的。
在《隋書·經籍誌》中，史部被分為十三類：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係、簿錄。錢穆說《隋書·經籍誌》中的變化，是曆史上一件極大的事情，比漢光武帝、曹操這些政治人物的影響還要大。
了解史學這一株榕樹的成長史，不僅讓我們知道了史學發展的大體，也讓後人在學史讀史的時候明白，史書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在它的根部，還與其他的文獻典籍聯係在一起，正如章學誠所說“六經皆史”，讀曆史不局限於史學這一枝，整個中國古代的文獻這一片榕樹林都是需要研究的。
錢穆個人最反對的讀史和做學問的方法，就是給自己畫一個圈，隻去研究圈圈裏麵的內容，一旦超出這個圈，再好的書也不想讀。這就像看榕樹，隻盯著眼前這一枝看，忽視了旁邊的大片叢林，也就看不到這一枝的全貌和整個榕樹的形狀。
在講唐代史學的時候，錢穆向聽眾推薦了《貞觀政要》和《通典》兩本書。他說要仔細讀的書並不多，但重點的幾本不能省略，就像遊北京，故宮和長城還是要去看一下，而四合院並不是每一個都要走的。讀了幾本經典的史書之後，還應該看一看《論語》《孟子》之類的。“為什麼要圈出一個小圈圈，在這小圈圈裏拚命找材料，作一篇論文，也得二三十萬字。這隻是現前的時代風氣。”錢穆說。
大家不拘於一個小領域，講中國史也不該隻從戰國講起。中國思想，也不止老子、孔子。錢穆說：“諸位不要說我不學思想史，這些和我無關。做學問的先把自己關在一小圈子裏，坐井觀天，所見自小。若說此刻沒有工夫，這卻不要緊，可慢慢來，此事不爭遲早。”錢穆在講曆史的時候，最關心的還是聽者的學習態度和學習的方法，他崇拜朱子的博大，反對在學問大範圍內重重築關築牆，因為畫地為牢，隻會將興趣、理想、抱負關死。麵對看起來複雜茂密的國學叢林，從一枝飛到另一枝，便能給自己更多的空間，如果飛得高一些，還能看到整個榕樹的麵貌。心有全牛，自能遊刃有餘了。
有靈魂的材料才是曆史
一紙《報任安書》，讓太史公的兩難和誠懇名垂千古，如果換作另一個人來寫這個為著書而忍辱負重的故事，會是怎樣的文章？斷不會有司馬遷自己體會到的那般深切殘酷。
同樣的材料在不同的人筆下，便會有不同的故事。寫書如縫衣裳，雖然都是用的布，但是不同的裁縫能做出袍子、裙子、褲子，這便是方法的不同。《尚書》《春秋》《史記》，是中國史書中三個階段，也是三種體裁。它們雖然都是寫的曆史，但是《尚書》是記事的，一件一件事地寫；《春秋》是編年的，一年年地記載；而《史記》是傳人的，一人一人地寫下來。
不僅是記事的方法可以體現作者的見地，對曆史的取舍也同樣體現了一個人的立場。多年來的曆史，要變成書，史家做得最多的也還是刪減故事。
司馬光在編《資治通鑒》的時候，他的工作室還包括劉恕、劉攽、範祖禹和兒子司馬康。他們既是當時第一流的史學家，又與司馬光在政治、史學上觀點一致，故能在編書中各顯其才，通力合作。在具體分工上，司馬光當然是總編和錄排編校總指揮。
在編書時，為了突出自己的勸上意圖，所選史料內容則著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麵，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鑒，反映生民休戚的情況。雖然屈原是曆史上著名的人，但是司馬光認為他對當時的政治沒
有什麼影響，因而不取。不僅參考了大量的正史，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也不下三百多種。初稿長編長達三千多萬字。經過反複研究，司馬光除將他認為最可靠的材料編成《資治通鑒》之外，又將各種不同的說法和鑒別理由加以逐條說明，著成《通鑒考異》。
編完一部《資治通鑒》，剩下沒用的材料堆積有兩屋之多，皆蠅頭小字，字字端謹，無一字潦草。書成之後，六十六歲的司馬光身患編輯職業病，“筋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
司馬光對史材的把握，緊緊扣著勸誡君王的主題，因此《資治通鑒》後來成為一部帝王教科書。歐陽修與薛居正都寫《五代史》，但是歐陽修憑一己之力編出的《新五代史》卻受到錢穆的稱讚，認為它要高出舊史很多。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與薛居正主編的舊史不同，他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他常以“嗚呼”開頭，“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複廉恥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就是為了抨擊那些他認為沒有“廉恥”的現象，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目的。於是他模仿春秋筆法，自編新史。
司馬光與歐陽修，都是將材料作為自己的工具，賦予它們靈魂。錢穆所擔心的，則是在他那個時代，寫書的人隻把眾多材料湊配，寫史者自己變成了工具。“做學問該以自己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而不是為材料所用的一個工具。”
在周公時，中國古人本沒有所謂史學、經學的觀點。一切創作，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章法可循。孔子作《春秋》，後來被奉之為六經之一，成為中國第一部編年史，但在孔子腦子裏，也沒有如我們所謂的“編年史”三字。
像周公和孔子，才是錢穆所說的“真創作”，如果要別人來找材料，就不算用心，而學習貴在用心。書人人能讀，文章人人能寫，材料人人能用，但是各人的用心不同，讀書、作文，都會有高下之別。
錢穆比較推崇清代章學誠總結的史學三要，也就是史才、史識與史德。
史才，就是分析與綜合的能力。將一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麵去看，如漢末黃巾起義，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才能明白當時的社會情況；另一方麵要有綜合的本領，能將表麵上看起來不相幹的兩件事情看成一事的多麵，這種才智就是史才。
史識，用錢穆的話來說就是“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如一塊石頭有堅固和潔白兩種性質，這本是不能分開的，而我們的思想能把捉住這兩種不同，看曆史也要這樣來把捉。這樣的能力，就是史識。
史德是一種心智修養，要從史才與史識中逐漸培養出來。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就是史德。
綜合這三種能力，材料便不簡單隻是材料，而可以成為研究曆史、走進曆史的階梯。最後也能提高心智修養，加深我們的見識和智慧。
無門戶之見，但慕大師遺風
南北朝時期的大思想家、經學家顏之推著有《顏氏家訓》，這是中國曆史上名人著家訓教子立說的先河。顏之推之子顏思魯，也是博學之士，思魯的兒子中又有顏師古，遵循祖訓，博覽群書，學問通博，擅長小學，更是貞觀年間一大經學家。顏氏的後人當中，還有大書法家顏真卿。顏氏一門成為後人研究家學傳承的範本，這一個龐大的學問之家被稱為“琅琊顏氏”。
中國曆史的學問極講究師承，而師承莫過於家學淵源。在古代，幾乎絕大部分著名的學問家都是有家學根底的人，“學術父子兵”比比皆是。
在經濟和交通都還不甚發達的古代，口耳相傳、耳濡目染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所以家學成為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包括做個打鐵的生意，都是子承父業、代代相傳，被稱為“疇人之學”。
錢穆對這種學問繼承的現象有一個批語，叫作“門戶之見要不得，而師承傳統則不可無”。做學問既要知一家之言的來龍去脈，又要防止門戶之見、狹窄短淺。民國之前，錢穆的這句批語重在“門戶之見要不得”上，因為當時是師承派係明顯，而不夠開放。清代的學者們喜歡創立門戶，如桐城派、浙東派、吳派、皖派，漢學、宋學，經今文、經古文，等等，將清朝的學術組建成一個立體複雜的大廈。雖然各家都有專長，但也有不足之處。學派是一種身份，也是學者繼續探索的桎梏。
但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錢穆做演講時所說的批語重點則轉移到“師承傳統不可無”上麵了。當時年輕人接受西方思想，加上國學本身遭到批判，學術不興。新一代的年輕人變成無所師承，但信口批評的一代了。所以錢穆寄語，要循著一個學術派別來做學問。
世界史上，絕大多數學術創造都是在學派中產生的。古希臘有柏拉圖學派，春秋戰國時期有儒家學派，當代有存在主義、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是一個集思廣益、前赴後繼的集體。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文化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學術史上學派最多、最富個性的時代：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九流十家相互爭鳴，諸子百家遂成。孔子也可以說是中國正統文化的學派領袖，而《論語》就是儒家學派的內部交流記錄。
師承學派，意味著一種綿延持久的努力，在知識的傳播過程中，一種思想的發展空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建一座精神大廈與建一座商城不同，因為精神上的建設到底能築到哪一層，是不知道的。隻有後人不斷去試探和思考，才能慢慢往上走。今天的儒家，就可以說是世代儒者不斷努力建立起來的一座巨塔。學有師承，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西學東漸愈演愈烈，國學大廈岌岌可危。這時候的年輕人隻想將這些建築一棟一棟摧毀，更談不上師承，隻是遇書便讀，無所取舍。錢穆說：“長此以往，將沒有學術可言了。”
既要繼承前人的思想，又要防止自己囿於一家之言。進退都要把握好度，否則是過猶不及。這種學術太極，錢穆本人算得上一個高手。
錢穆本人師承的，可以說是古典文獻當中的精華。他熟讀史書，也詳究經學，對以往的名家經典都做足了研究的功夫。隻有調查研究才有發言權，錢穆在國學和史學上的發言權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錢穆又沒有將自己歸於某一個學派當中，他畢生都反對創立門戶。
林語堂曾寫了一篇《談錢穆先生之經學》，他將錢穆看成是一位平允篤實的經師、一個不持門戶之見的史學家、一位承前啟後和惠嘉百世的學者。林語堂說：“賓四先生的學問，不能以訓詁、章句、音韻之學視之。惟其他是史學家，所以他對中國文化、倫理、哲學，及學術之隆替，三致意焉。”林語堂也非常推崇錢穆的《國學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他說：“學者取此二者細讀之，便知道錢先生十目乃一行，不肯放隻字的工夫，然後知道他學問之精純，思想之疏通知遠，文理密察，以細針密縷的工夫，作平正篤實的文章。”
所以，在後人討論錢穆是否是“新儒家”的時候，他的弟子餘英時說，錢穆絕不是什麼派係中的人，他是一個獨立的學者。成為一個獨立學者，自己先要站在一個高度上，又要不斷突破這個高度、不斷向上看，這樣的狀態，正是一種在學派與門戶之間的得當拿捏。
做足“說文解字”的功夫
做學問要有一個大局的意識，明白學術之間的關係；也要有一個哲學的頭腦，來思考材料背後的精神；還要有所師承，避免信口開河，走了冤枉路。但即使這些都做到了，我們還不能開始研究曆史。因為等待我們研究的是墳籍史冊，我們首先要能讀通讀懂，才能有所創造。錢穆說：“古書不明，由小學不振。”這裏所說的“小學”，也就是說文解字之學。
“通文字不僅為讀書，從更大意義上來說，要研究民族文化種種要點，要從語言文字入手。也可以說，此下中國文化不複興，也就因為我們的不識字，或者識字識得太粗淺、太浮薄，不能從精細深奧處去了解。”識字這個最基本的問題，竟然成了我們文化傳承的一大危機。
不管繁簡之爭的結果到底如何，對於一個有誌於學習曆史的人來說，認識繁體字是最基礎的功課。也隻有在這個最基本的能力之上，才有更廣闊的空間去發展。
漢字是我們民族最獨特的創造，它自成一係，從象形到六書，而後隸變、楷化，甚至衍生出專門的書法字畫藝術。一個漢字，其中有形有聲，形聲會意，錯綜變化。如：古語中讀辟音的漢字，都有分開在旁的意思，故臂，上肢在身兩旁；壁，室之四旁；劈，刀剖物開；襞，布幅兩旁相縫疊；璧，玉佩身旁；嬖，女寵旁侍；僻，屏開一邊，側陋邪僻，不在正道；避，走向旁去；譬，以旁喻正，使人明了；癖，宿食不消，僻積一旁……
漢字之妙，錢穆一直是讚不絕口。就從明白一個字的含義和淵源而言，繁體字確實比簡體字更加接近本意，如季羨林先生說堅持寫“愛”，因為“有心才有愛”。
但是錢穆所說的“小學”不僅僅是要認識繁體字。從學術上來說，一般“小學”要包括文字、音韻和訓詁，也涉及校勘、改正訛誤和辨偽。《呂氏春秋》中有一個經典的識字故事。
孔子的弟子子夏到晉國去，路過衛國。他聽到有個人在念曆史書：“晉國的部隊三豕過河。”子夏說：“不對，是己亥（古代計時法）。那‘己’跟‘三’相近，‘豕’跟‘亥’相似。”後來子夏到了晉國，問晉國人那句話怎麼讀，晉國人說是：“晉師己亥過河。”
古書因為傳抄、散佚，常常容易出現這種“三豕涉河”的情況，如果沒有一定的小學底子，便不能弄清楚其中的含義。
漢 字 寓 意 深 刻，春 秋 筆 法 中 往 往 一 字 藏 褒 貶。“征”“伐”“侵”“襲”“討”“攻”這六個字，在古漢語中雖同指軍事上的進攻，但在意義、用法和感情色彩上卻有細微差別。
“征”帶有褒義，表示主動的一方在道義上占優勢，常用於上對下、有道對無道。“伐”是中性詞，多用於諸侯或平級之間的公開宣戰，一般師出有名，《左傳·莊公十年》中“齊師伐我”，後來，因“征”“伐”二字經常連用，“伐”也逐漸有了褒義。“討”是先宣布罪行，後加以攻擊，有言字旁，說明主要是輿論上的進攻。“襲”是乘人不備而突然發起進攻。“攻”是軍事進攻的泛稱，一般不帶有感情色彩，作者立場中立。“侵”則有明顯的貶義，是不宣而戰，直接侵犯別國。如我們現在還使用的“侵略”。
一字之中深意無窮，這既是我們閱讀史書的一大挑戰，但也是漢字的一大樂趣。簡潔的字句中有寫書者的一份感情，也有那些曆史人物複雜的心理和激烈的鬥爭。讀史並不是去搖頭晃腦地背史書，先明白了每一個字的藝術，史書之中的故事和史家的個性也會躍然紙上。把死書讀活，把複雜的曆史讀簡單，便能繼續下麵更深入的研究了。
盡信《書》不如無《書》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樣的懷疑是有道理的。錢穆也專門對中國的第一部史書《尚書》做了考證辨偽。
錢穆說，“《尚書》是一部多問題的書”。除了因為年代久遠，造成文字佶屈聱牙之外，還存在真偽問題。
《尚書》有兩種本子，一種叫今文《尚書》，一種叫古文《尚書》。秦始皇焚書時，有一個經學博士叫作伏生，他悄悄收藏了一部《尚書》，裝在家中的牆壁裏，待到漢代的時候，接近百歲的伏生藏有《尚書》的事情，傳到了漢文帝的耳朵裏，皇帝便派了一個名叫晁錯的學者到他家求書。但伏生已經口齒不清，加上雙方口音不同，隻好由伏生的女兒幫忙翻譯。幾個月後，晁錯就帶著這部《尚書》回到朝中。這個版本的《尚書》被稱作伏生《尚書》。還有一個問題，先秦是寫篆體，秦代漢代都寫隸體。於是把篆體的
叫古文，拿通行的隸書寫的叫今文。伏生《尚書》本是一部篆體古文的，後來在伏生的幫助下由晁錯改寫成隸書，因此伏生《尚書》同時又稱今文《尚書》。漢廷把它拿來設立博士，傳授學生，是官方版本。
後來，武帝時，有人建房子的時候弄壞了孔子舊居的牆壁，在壁中發現了許多古書。這些古書為孔子後人孔安國所有，其中就有一部《尚書》，則稱作孔壁《尚書》或孔安國《尚書》、古文《尚書》。
有了兩個版本的尚書，自然就要比較異同了。伏生《尚書》隻有二十八篇，而孔安國《尚書》多了十六篇。在這共有的二十八篇中，文字也不盡相同。孔安國《尚書》一直沒有被列為官學，隻在社會學術界私下流行。漢末大亂，古文《尚書》不見了，到了東晉，忽然有人獻上《尚書》，稱是孔安國本。以後，學者便把兩種版本的《尚書》合而為一，成為今天見到的《尚書》。
錢穆看到的《尚書》版本，又不知是經過了多少雙手傳抄、批注、謄刻了。這本書可以說是“來曆不明”，因此難免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朱子就曾說，為什麼伏生《尚書》都難懂，而孔安國《尚書》卻又都是容易明白的？到元代吳澄、明代梅，開始出來懷疑古文《尚書》是假的，靠不住。直到清代，閻若璩寫了一書名《尚書古文疏證》，辨別真偽，此事才得成為定論。
但是錢穆並沒有完全相信閻若璩的結論，經過他反複對比和推敲，隻認為《尚書》中最可靠的是《西周書》，虞、夏、商書都有問題。但是在這十幾篇《西周書》裏麵，也還是有問題。為此錢穆曾寫過一篇文章，便是討論《西周書》的。
錢穆辨偽的思想，在他的《朱子學案》中也有體現。他對朱子思想作了全麵考察，共分五十八篇論述了朱子的整個學術，其中就有校勘辨偽。
清末，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認為一切古經都是西漢劉歆偽造，隻有今文經學才算是經書，今文經都是孔子假托古人來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的。雖然當時康有為也很有影響力，但是錢穆毫不客氣地說他是“一派胡言”。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有理有據地駁斥康有為的諸多不通之處，不僅洗刷了劉歆造偽經的不白之冤，也平息了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
錢穆身體力行，將“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精神用於治學。但他不是在自說自話、懷疑一切，紮紮實實的國學底子才是他敢於懷疑的勇氣來源。
讀書是在和作者交流，這種交流應該是雙向的，如果迷信書本，自己沒有見地，則等於將材料過了一遍，而對自己沒有啟發。這樣讀書，有勞而無功，意義不大。
莫為批評而批評
在《春秋》中，“崩”“薨”“卒”“死”這四字，表示不同身份的人去世。天子死稱“崩”，諸侯死稱“薨”，卿大夫死稱“卒”，而庶人之死才稱“死”。《春秋》裏把這四個字分得很清楚。孔子是魯國的大夫，孔子之死史書也稱“卒”。
到了錢穆所在的時代，疑古批古的風潮正勁，說到《春秋》當中的用字時，便有人說，人死難道還要分一個高低貴賤？古人把死分得這樣開，都是因為他們的“封建頭腦”。
類似這種說法，還有很多。古人記載平時要穿什麼樣的衣服、顏色搭配和禁忌等等，都被批為封建形式主義，迂腐老朽。於是，當時就有很多人不講有沒有學術性可言，隻是一味批評古人，就是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得說出點什麼來，慢慢就變成了為了批評而批評。先自己下一個結論，比如認為傳統都是壞的，然後到處找材料來證明自己的結論。
時代大流如此，社會輿論如此，錢穆作為一個高中肄業、自學成家的小人物，發出的反對的聲音也很容易淹沒在洪流之中。但他還是要講：“這種對古人的硬性批評，其中沒有學問可講，至少做學問，不能先開口罵人。”
譬如錢穆認為，古書裏的有些特定用詞，與其論是反映了某種“不良”思想，還不如說是反映了當時的曆史事實。孔子在《論語》裏說“予將死於道路乎？”“顏淵死，子哭之慟”；莊子說“老聃死”，也隻用“死”字。《論語》和莊子的話，都是記錄的平時言行，所以可以看作是民間話。而《春秋》裏的文字，大體是根據周史官來的。天子死稱“崩”，諸侯死稱“薨”，這是周公製禮作樂裏的一套禮製。原本是當時政治上的東西，慢慢這種稱法成為當時的一種“官用話”。這兩種用法，是當時的社會情況如此，並不是要刻意地區分什麼。
其實在錢穆那個時候，對古書、曆史的批評，有對的也有錯的。魯迅在《而已集·讀書雜談》中說：“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但是一股批古的浪潮，將中性的批評者也帶入隻說壞處不說好處的習慣中，漸漸越來越多的人都以批古為榮了。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民國時有很多人思考為什麼漢武帝要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學。後來有人說，當然因為孔子儒家言便於帝王專製，漢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慢慢這種說法就成為了“常識”，大家都這樣講。但錢穆又問，此說出在何書？有何根據？
錢穆認為，漢武帝十七歲做皇帝，他還是儲君的時候就對儒家的言論比較熟悉，所以容易接納董仲舒的建議。錢穆在《秦漢史》中有詳細的考證。他推測，漢武帝表彰六經為的是要便於專製統治的觀點，應該是從日本傳過來的。
漢時很多人認為漢不能走秦的老路，秦統一六國後十幾年就亡了，漢該學周，因為周朝綿延至八百年。董仲舒便是這種想法的代表。董仲舒勸漢武帝改製，是要改秦代的製度，複三代夏、商、周的古。秦代的博士製度兼容並蓄，不論宗主都可以參與廷議；到了漢代，既然要革秦，就罷黜百家，專講六經。
秦始皇專製時，不論門派都能議政，漢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為，但不能說這樣就是為了加強專政。“我不是要為漢武帝董仲舒辯護，隻是要講曆史真相。”錢穆相信曆史的真相，並不是當時人們所揭示的“加強專製”這樣簡單。然而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學術上的要求也變了，“讀書人該可抱些新鮮想法，講些新鮮話。但究竟要有根據，不能廢書不看，信口開河。”
“我們最好不要隨便批評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們批評他，他也無奈何。我們該要懂得批評現代人。如我所寫《秦漢史》涉及此事的，中間哪一句話講錯了，這盡可批評。不要認為近代人便不值批評，隻去批評死了的。”錢穆這種對待曆史和現實的態度，又何嚐不表現出學者的勇氣呢？
帶著疑問來讀書
《論語》中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張載說“讀書先要會疑”；陶淵明說“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陸九淵說“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錢穆將他們的話提煉成一句：讀書問題不能不有，但答案不一定能有，且莫要急功近利。
讀書要有疑問，因為我們常說“學問學問，有學也有問”。讀書就是學，問是第二階段。不管是問老師，還是問自己，都要“會疑”。但這並不是“懷疑”，對什麼都不信，光懷疑了，又何必去讀？“會疑”是要懂得疑。
對於學史的人來說，司馬遷的《史記》至今已兩千多年，在《史記》以前，《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到司馬遷也有一千年、幾百年，西周到現在已有三千年的曆史，《西周書》以前還有唐虞夏商，到現在最少說也有四五千年。為什麼中國文化和中國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記錄？為何有了《尚書》，隔了五百年又有《春秋》，再隔了五百年有司馬遷的《史記》？如果這樣來疑問，便會慢慢看出中國史學的演進過程。
孔子和六經一直以來便是中國人學問的正統，但是為什麼寫史便尊司馬遷，寫文章又宗屈原、漢賦、《文選》，這些都不關孔子的事，為什麼要說我們中國人的學問隻尊孔子？這樣的問題，錢穆肯定思考過，也給出過答案。但他的答案，並不是立即就得出的。比如直到錢穆九十多歲的時候，他才高興地說，儒家所說的“天人合一”，他終於領悟到了。
如果有了一個疑問便立刻要答案，得出的答案未必正確，而這種學習的心態也未免求之過急。越是有深度的問題，越是需要時間來回答。西方也說：“很快明白的東西，維持不了很久。”帶著一個等待答案的疑問來讀書，對知識會更加敏感、留心。科學上很多大發現，都是在一個小問題上慢慢地花了一輩子甚至幾輩子的工夫，才解答出來的。
牛頓當年被蘋果砸中，便想蘋果為什麼不往天上而往地下落？書本上沒有答案，他也無法立刻回答出來。但我們都知道，最後他終於解答出地球引力的奧秘。所以有問題時不要急於尋求答案，要能埋頭一本本、一部部地去讀書。
《尚書》《論語》《史記》這些經典，是中國人世代慢慢傳下來的“必修本”。但是到了近代，一些人不去讀這些古書，看到了也視而不見。這樣的人便不能做學問。真正想要弄清楚中國的傳統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還需靜心將曆代推崇的書看一個遍。雖不是本本精讀，但要知道大體。埋著頭跑向前，積累到一定程度，再放開眼睛四邊看。這是錢穆向他的學生推薦的一種學習方法：既要“高瞻遠矚”，又要“博覽綜觀”。
東漢人王充曾在京城太學裏學習，拜扶風人班彪為師。他喜歡廣泛閱讀，記憶力很好，過目不忘。但是他不拘泥他人的觀點，是我國思想史上少有的敢於大膽懷疑的人。
雖然王充沒有得出唯物主義的結論，但他的學習過程中充滿了思維的樂趣。他一生沒有得出關於神鬼的絕對答案，直到今天我們也必須承認人類對宇宙認識得不夠。但是帶著疑問去讀書的人，正如錢穆所說的那樣，不容易產生倦怠，一直為了答案而追求。
《史記》的立例與破例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曆史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他之前，有記言的《尚書》和按照年代編寫的《春秋》。《史記》雖以人物為中心，但也要處理記事和編年的問題。如記載項羽這個人，他在何年做了何事便是要寫的重點。
《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有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類。
本紀主要是寫帝王的，如《五帝本紀》《夏本紀》《商本紀》《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一直到漢朝，一個皇帝一篇。寫漢高祖、漢惠帝，就從他們做皇帝時從頭到尾的大事都提綱挈領寫一遍，所以本紀如同《史記》裏的《春秋》。
世家主要是分國的，春秋時代有較為強大的十二諸侯國，如《魯世家》《齊世家》《晉世家》《楚世家》，這些分國史也照年代排下，主要還是記事。
列傳，主要記錄著名的人物，不是王侯但很有影響力，是《史記》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太史公的獨創。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就已經一天天地表現出來了，到了太史公正式地規範了列傳的體例。
表，就是將事件列成表格，簡潔而又一目了然。書，是專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書。如水利問題就作《河渠書》。
因此，太史公的《史記》其實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學上的各種體裁兼收並蓄，合來完成這樣一部書。
計劃建一幢房子，先要有一個大間架，一窗一門，則小木匠也可做。大著作家必有大間架，而大間架需要大學問來支撐。史書中的體裁，也隻是一個大體，而不是固定不變的死格局。司馬遷在使用體例上，就體現出了大師的智慧。
春秋戰國分國寫史，太史公把每一國作為“世家”。但到漢代，情況又不同了。如張良封為留侯，但張良並沒有把封地傳給子孫；蕭何封為酂侯，但也隻是封他酂地，使得“食祿”。留與酂都不屬春秋戰國時的那種獨立國家，但既然他們被封為侯，太史公《史記》也把他們列入“世家”。
在春秋時，孔子並沒有被封一個國，也沒有土地傳子孫，並且也不像張良蕭何般有“爵”位傳下，照例入史應該稱“列傳”。但是《史記》卻特別把孔子立為“孔子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嗎？但到今天，後人看過孔子幾千年來對中國傳統的影響，才明白太史公見解的偉大之處。孔子的地位列入“世家”絕對不虛。孔子的偉大，也可以看到太史公見識的偉大之處。在太史公的心目中，孔子是全中國曆史思想家中最偉大的一個，所以他自破其例，紀孔子以“世家”。孔子的偉大和與其他諸子百家的不同，太史公沒有多言，隻將“列傳”換成“世家”二字，便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先秦諸子方麵，孔子作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傳》，這又是一個特例。《史記》並沒有墨子、荀子弟子列傳。在戰國時，所謂儒分為八，墨分為三，但太史公隻寫一篇《孟子荀卿列傳》，把孟、荀兩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講戰國儒家就是孟、荀兩家。太史公還寫了一篇《老莊申韓列傳》，把法家申不害、韓非和道家老子、莊子合成一傳，說法家思想是從道家來，這種見解，也是超出他的時代的。
後人批評太史公的書“疏”，粗枝大葉。到了班固的《漢書》，就改稱《項羽列傳》了。但項羽不是漢代人，把項羽列漢初，也是不妥的。曆史與思想，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像太史公《史記》那樣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隻幾個題目，就已經可以看出司馬遷的不凡之處了。太史公的父親司馬談最佩服道家，對道家也有極精到的言論，太史公承父遺命來寫《史記》，但《史記》裏對百家觀點，便和他父親的觀點不完全一樣。司馬遷把他父親的見解和他自己的見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記》裏，錢穆不禁佩服“這樣的史官才是真正的良史”。
司馬遷與班固：一“龍”一“豬”
我們常將司馬遷和班固合稱“遷固”或者“史漢”。《漢書》是我國的第二部正史，也是第一部以朝代為限製的斷代史，因此也同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黃仁宇曾評價說：“總算還是中國讀書人的運氣好，得有太史公司馬遷在蘭台令班固之前寫作，否則沒有《史記》，徑由《漢書》開二十三史之端，中國史學的傳統，必更趨向‘文以載道’的方針，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實性和生動活潑了。”錢穆也和黃仁宇一樣，比較欣賞《史記》，他甚至引用鄭樵的話說，兩者相比，實是一“龍”一“豬”。
司馬遷《史記》與班固《漢書》間隔了一百七十多年，等於我們今天到清道光年間，還是有很大一段差距。兩本書問世之後，命運也迥異。
魏晉南北朝時，崇尚駢文，便都看重班固《漢書》，而輕太史公《史記》。宋代以後，才看重《史記》。明代歸有光尤推《史記》，清代桐城派也重視《史記》。曾國藩曾把《漢書》的駢體拿來補充進《史記》的散體中。
由於《史記》隻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當時便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如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都曾以《史記》為名動筆。班固的父親班彪也在其中之列。班彪死後，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和司馬遷一樣，決心繼承父業。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他因“私改作國史”被關進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辯護。後來漢明帝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就任命他為蘭台令史，成為官方的編輯。
這一點可以看到，司馬遷和班固兩人雖同樣曾身陷囹圄，但兩者的境遇有天壤之別。一個因為家貧無助而受了宮刑，忍辱負重隻為成“一家之言”；一個卻在家人的幫助下因禍得福，成了拿政府俸祿的官家。
《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誌《天文誌》，這兩部分都是班固的妹妹，也是當時的大學問家班昭在她兄長死後獨立完成的。
《漢書》在體例上對《史記》有所損益，如《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誌”，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成為後來正史的範例。
太史公書大部分都是原創，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文字感情飽滿，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漢書》中則缺乏這樣的文字。這也與兩位作家的性格有關。司馬遷為交情不深的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
太史公寫人，常會把感情投入到一個人身上，讓那個人躍然眼前。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後人讀了都想見其人。太史公都是從欣賞的角度來寫這些人的，一部《史記》似乎是活的，因為書的背後有一個活的司馬遷存在。班固的《漢書》，則是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裏，敘事得體，但是沒有《史記》生動和感情飽滿。
司馬遷的《史記》中帶著一種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作風。司馬遷自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他所崇奉的“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己容”也可以說是歸源於儒家道德，可是這立場就已經和經過“罷黜百家”之後的所謂儒家不同了。
《史記》裏寫荊軻和高漸離飲酒擊柱，又歌又泣，旁若無人，寫項羽雖暴躁卻又渾憨可愛，其英雄末路，令人憐惜。而劉邦倒是像一個偽君子。司馬遷形容呂後殘虐戚夫人，以致她親生的兒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為”。班固作《漢書》時，有關劉邦的一段，還大致采取司馬遷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後記》則隱惡揚善，對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隻在書末《外戚傳》內敘及。
司馬遷的狂放受到班固的指責，《漢書》裏《司馬遷傳》中，班固批評他“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但是兩人究竟誰更值得敬佩，錢穆和黃仁宇都把票投給了真性情的司馬遷。
劉勰與劉知幾，誰才算史家
“最近我們的學問是不在中國了，也似乎劉知幾比劉勰更時髦。那就無可多講了。”錢穆的這番話，情近司馬遷的“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事已至此，還有什麼好說的呢！錢穆對劉勰的同情和讚許，在他批評時人隻重視劉知幾的現象中表露無遺了。
劉知幾的《史通》這部書和《史記》一樣，都是個人的著述，因而不受朝廷的幹涉，主要是作者個人對曆史的見解。劉知幾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和紀傳體的特點和得失，並認為斷代史則是今後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中國曆史上少有“通論”“概論”之類的著作，而劉知幾的這本《史通》對紀傳體的各部分體例都作了提綱挈領的分析，對寫史的方法和技巧也有論述，因此錢穆說這部《史通》是中國學術史上唯一的一部史學通論。
中國在文學上，上自唐代韓愈、柳宗元，經宋以下，都不重視以研究駢文為主的《文心雕龍》，所以一般人多讀《史通》。直到近代，人們開始重新研究駢文，才重視起《文心雕龍》，並與“紅學”一樣，形成了一派“龍學”。
《史通》能夠在史學上擁有眾多的擁護者，一定程度上和劉知幾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有關。他敬佩敢於奮筆直書、彰善貶惡的史家，如董狐、南史；次是善於編次史書、傳為不朽的史家，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的史家，如史佚、倚相。
經過對史書和史家的一番考究，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曆史知識；史識，是曆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要忠於曆史事實，秉筆直書。
史有“三長”之說，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後世也有很大影響。
錢穆對史學的標準則異於劉知幾。錢穆說史學的工作，主要是考史、論史、著史。《史通》雖然被列為一部評史的書，所謂評史重要是評論這一時代的曆史，但《史通》隻是評論史書和史家，並不是評論那一時代的曆史。
史書記載“史情”，就應該有“史意”。所謂“史情”就是一件事的實際情況，如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現代人對這件事的理解是漢武帝為了方便專製，但錢穆認為完全不符合當時曆史實情。對每一件史事，要懂得探究它背後的實情，這實情背後就有一個“史意”。
如研究《春秋》，就該認識春秋時代這段曆史背後的一番意向，才能真正明白到那時曆史事件的真實情況。錢穆認為《春秋》是孔子所著，它是有史法的，這種史法就來自於孔子對春秋時代之史情與史意，有他的一番極深的看法。
但劉知幾的《史通》盡在那裏論史書、史法。討論《史記》怎樣寫的，《漢書》怎樣寫的，寫得好和壞，盡隻是著眼於方法，而 忽 略 了 曆 史 背後的實情與意向。這樣隻論史法，並沒有真接觸到史學。這在錢穆看來，是膚淺的、皮毛的。
說到底，錢穆認為劉知幾的最大不足在於，他對整個曆史沒有一番清楚明白的看法，沒有堅實的曆史基礎，發表的議論也就是不能切中肯綮的駁議了。
而比較之下，劉勰的《文心雕龍》更得錢穆看重，因為他能注意到學問之整體。劉勰注意到了學術的本原、文學的最後境界應該在哪裏，這些用心，是劉知幾所缺乏的。
因此錢穆說，劉知幾隻是一個史學專家，他的知識和興趣，隻在史學一門，而劉勰講文學，卻能注意到整個學術的本原，因而劉勰不能僅算一個文人，他是專而又通。隻有對整個學術大局有一個全麵的認識，才能高屋建瓴，創作出值得敬佩的作品。這便是錢穆的“史學最高準繩”。
歐陽修《新五代史》，正史中的異數
如果將中國的史學劃分成一段一段來評價，從《春秋》到《史記》，是史學的一段黃金時代，而時代背景則是春秋戰國的亂世；從東漢到唐初劉知幾的《史通》，是第二個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時代背景也算中衰，史學發展雖然看起來很繁盛，但是錢穆說它不夠理想；第三個階段是宋。宋代衰弱，但是史學比第二時期要勝。為什麼這樣說，錢穆以宋代的歐陽修為代表做了解釋。
錢穆所要說的，並不是他“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的《醉翁亭記》，也不是他“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雅致詩詞，而是他的《新五代史》和《新唐書》。
唐代以後，中國人修史都是政府委派，公費編撰。唯有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屬於他的私家著史。歐陽修之前，已經有前輩薛居正主編的《五代史》，歐陽修的《新五代史》，體例和寫法都不同於薛史。《宋史·歐陽修傳》中的話可以作為他別出心裁的原因：“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這裏所說的“《春秋》遺旨”即《春秋》筆法。歐陽修感歎“嗚呼，五代之亂極矣！”他所要做的，就是將那些寡有“廉恥”的現象寫出來，讓後人明白是非曲直。
歐陽修的這部《新五代史》，並沒有在他的有生之年得以發表。在歐陽修去世一個月後，朝廷下詔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後藏進國家圖書館。到了金朝最受漢文化影響的章宗時，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才逐漸代替了舊史。
用錢穆的話來說，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文比《史記》，而義理近《春秋》。文比《史記》，是因為歐陽修本身就是一個大文學家，他在文學上的造詣，要高出列朝史官很多。因而他的文章讀起來本身就一種享受。
說他義理可比《春秋》，是因為他對曆史的覺悟，著書以懲惡揚善、激濁揚清為宗旨。也就是既有精彩的史情，也有誠懇的史意。
五代所謂“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為期五十四年，但是有八姓十三君，除了梁唐合計有三十多年，其他都是短命王朝。而且這些政權之外，還有一些小的政權獨立其外。因此有很多人做過好幾個朝代的臣子。這就讓史家很難按斷代來寫世家列傳。舊史按照誰死在哪一朝就列為哪一朝的臣子，而歐陽修則是列了一個“雜傳”，將那些可以入傳但又身份複雜的人，挑出來完完整整地講清楚。在唐是什麼，到了梁、唐、晉、漢、周又是一個什麼情況，寫得清清楚楚。
有人說這樣寫目錄不好看，但是這種目錄正體現了亂世的特點。
當然，最讓錢穆欣賞的，還是歐陽修每以“嗚呼”開頭的一段議論。一個史家的眼界和修養，全在這評論當中了。歐
陽修堅持分清是非，這是對曆史的一種負責任，也是對後世的負責任。
歐陽修曾和宋祁等一起編修《新唐書》。其中“誌”和“表”都是在歐陽修的主持下所寫，也最受後人的稱讚。完成之後，照理應該署上一個總編撰的名字，就像《隋書》署了魏徵之名，其實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但是他官最大，就歸在他名下。《新唐書》的署名，歐陽修堅持分開，因為他說宋祁的年齡比他大，作為後輩，他不敢獨享此書。結果，《新唐書》就分開署名，誰寫的就署上誰的名。宋祁說，歐陽修是他見過的最謙虛而又尊重別人的人了。後來歐陽修總其成的時候，沒有刪改宋祁的一個字。
錢穆說：“各人有各人的學問和見解，歐陽修的這種態度，值得欽佩。”當然，歐陽修不隻是為人謙虛，他對材料的加工和提煉，才體現出了一個史家應有的風範。宋代得一歐陽修，史學之幸！
摘下康有為的學術假麵
在錢穆的著作中，《劉向歆父子年譜》屬於較早的作品，正是這部作品讓他得到顧頡剛的賞識，將他推薦到北京的大學任教。這本書曾以論文形式發表於1930年，當時康有為已經去世三年，但他對時人的影響還一直存在，錢穆的這部書，可以說就是專門針對康有為的一些觀點而作的。這部著作針對晚清今文經學家如謬平、康有為等認定劉歆偽造古文經一事，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否定了今文經學家的觀點，了結了晚清道鹹以來的經學今古文爭論的公案，在北方學術界一舉成名。
“考”為考證、考察的意思。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將曆代尊崇的“古文”經典，如《周禮》《逸禮》《古文尚書》《左傳》《毛詩》等都認為是西漢末年劉歆偽造的，因此都是“偽經”。而劉歆製造偽經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王莽篡奪西漢的政權，建立國號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經學是新莽一朝之學，隻能稱之“新學”。這種對所有古文經進行徹底的否定和批判的做法，在政治上打擊了“恪守祖訓”、不願變法的封建頑固派，為資產階級改良預熱。
《孔子改製考》中，康有為把孔子極力描寫為一個力主改革的聖人，把大同思想說成是孔子教義的最高境界。這本書其實也是康有為打著孔子的名義，來減少新法推行中的阻力。康有為曾任孔教會會長，並且曾致電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禮，說“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為？”其實，對孔子的尊重也是出於他對自己主張的保護。
康有為的變法動機是為了讓清朝強大起來，擺脫壓迫和侵略。但用錢穆的話來說，他是急於“史意”而忽略了“史情”。對傳統經典的徹底否認，從根本上違背了曆史情況。在一個不牢固的史情之上，史意也隻是空中樓閣。因此他的《大同書》不僅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可，反而受到很多人的抵製。他的書剛出，就被政府官員勒令銷毀。
公車上書、百日維新，都是康有為主導主演的曆史劇，但唱得並不順利。畢竟清朝的命運不能靠一個皇帝來挽回，為了變法而偽造曆史，這樣的做法也站不住腳。
錢穆在他的《曆代中國政治得失》中說：“也不能說康有為的理論全不對。他說一個國家隻要能立憲，皇帝有無是無關緊要的。當時英國有皇帝，德國、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們不必定要革命廢皇帝。但康有為隻知道皇帝無害於立憲，卻不知道清朝皇帝的後麵是一個部族政權在撐腰。”
錢穆說康有為雖然在政治上失敗了，但是他在學術上的影響力還在。“他跑進北平東交民巷荷蘭公使館，就在裏麵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學偽經考》，果然在北平市上還有很多人買他這書。他在學術思想上還是領導著一個新的方向，然而辨偽過了頭，其實是荒唐的。”
因此，錢穆要通過實實在在的考據和論證，來揭下康有為這位政治家的學術假麵。在《劉向歆父子年譜》中，錢穆以《史記》《漢書》為基本依據，列舉二十八證，反駁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論點。
不過，錢穆並沒有徹底否定康有為的思想。畢竟政治上的進步和學術上的造假，要分開而論。康有為所說的孔子托古改製，錢穆承認古代有托古改製的做法，比如《尚書》中的《堯典》，就是戰國人偽造，是戰國末年人的一個理想政府。但他不能同意康有為拿這話來講孔子，說孔子以前，根本沒有堯舜，沒有《尚書》，沒有周公。總的說來，錢穆提倡讀史辨偽，“但辨偽工夫中寓有甚深義理，不能輕易妄肆疑辨”。維新領袖康有為，還有當初賞識錢穆的伯樂顧頡剛，都是辨偽疑古過了頭，錢穆堅持要從學術上來“據理力爭”。
梁啟超，有史才而無史學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不可不說的人物，他是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文學家和史學家。在進京趕考的時候，梁啟超接觸到了康有為，並拜他為師，逐漸成為維新派代表人物，並曾參加了百日維新。
梁啟超的身份比康有為更加多麵化。康有為在史學上，僅僅隻是利用了一把史學，還算不上一個史家；但是梁啟超則是在史學上正兒八經地做了研究，而且史學是他諸多研究中成績最為卓著的一個領域。因此，錢穆隻是大概地批評了“門外漢”康有為，但是對於梁啟超，錢穆則較為細致地進行了“專家點評”。
雖然梁啟超的學術背景較之康有為更加厚實，他在宣傳、教育方麵的主張也更加具體可行。但錢穆對他的學術作為還是不甚滿意。這一點從他們兩人的著作表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梁啟超於1923年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於1937年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於1921年在南開大學演講，演講內容彙集成書，書名為《中國曆史研究法》，錢穆於1961年在香港做八次演講，演講內容彙集成書，書名為《中國曆史研究法》。
在曆史上，研究同一領域並以一個名字，這不足為奇。範曄著《後漢書》的同時，還有七家著《後漢書》。但是範曄的《後漢書》在理論和藝術價值上都高出同名的書，另外七家的《後漢書》也就沒有流傳開來。
然而像錢穆這樣，有前輩大家著書在前，自己寫同名著作在後，前後相差不過幾十年的則很少。錢穆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較深，作為一個後來的研究者，他有很多方麵不同意梁啟超的觀點，所以毫不避諱地寫了兩本同名書籍，也不介意別人拿來作比較。
錢穆曾評價梁啟超說：“曆代都以劉知幾的史識、史才、史德和章學誠的史學來衡量一個史家。說到史才，以近代梁任公梁啟超來說，他寫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特別寫到其中的王荊公；他又寫《歐洲戰役史論》《清代學術概論》等，我覺得梁任公該可以說有史才，他能寫曆史。但在史學上，梁啟超是做得不夠的。還是因為他書讀得少，也不能精讀。比如他論王荊公變法、論清代學術，都沒有真知灼見。他並沒有在這些方麵詳細地學，他可能是有才而無學。至於說到‘史識’，這就更高一層。梁啟超就更嫌見識不夠了。”
康梁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曾慨然說：兩千年中國曆史隻是沒有正式的革命。這種觀點與錢穆的史學觀恰好相反。因為在錢穆看來，在中國的傳統政治下，其實不需要革命。而在晚清當時，則是非革命不可。對於清朝的態度，錢穆和梁啟超的差異最大。錢穆認為，不革命便無法推翻清王朝的部族政權。但是梁啟超同意康有為的觀點，把中國秦漢以來的傳統政治看成為帝王專製，所以他們都寄希望於皇帝變法。
說到底，錢穆與梁啟超的政見不合還在於他們對曆史的態度上。梁啟超曾經幫助康有為一起編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在其中貢獻較多，而錢穆對曆史的態度，則更加謹慎誠實。從一個思想家的角度來看，梁啟超的影響力絕對要高出錢穆；但是從一個史家的角度來看，兩人的建樹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錢穆不是一個意氣用事的人，就算他對梁啟超的保皇做法不同意，但他老老實實地承認，“任公是打破今經文的第一人，也是近代新史學的奠基人”。錢穆的《國學概論》，就多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大意，錢穆對梁啟超還是肯定居多。隻是從更高的要求來看梁啟超，他沒有達到使錢穆滿意的標準罷了。對此，錢穆也不無體諒，他知道梁啟超沒有成為大史家，乃是因為他“社會活動太多，也就沒有時間去研究那些學問，老老實實地作書了”。
胡適，“西化危險分子”
與錢穆同處一個時代的大學者，胡適推首。胡適原本非常賞識錢穆，並推薦學生向錢穆請教先秦諸子的學問，還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穆閱覽研究。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錢穆也優禮有加，邀他到史語所，奉為上賓。
胡適的名“適”與字“適之”，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他提倡文學革命，自稱“達爾文的鬥犬”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教他怎樣思想。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1927年，三十三歲的錢穆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教。此時年長他四歲的胡適正意氣風發，名滿天下，應邀到蘇州女子師範、蘇州中學作演講。他去蘇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見一見朋友推薦的錢穆。
當時的錢穆正遇到一個學術上的難題，此次能夠拜見名滿天下的胡適，錢穆便想順帶向胡適請教，但沒有想到竟難住了胡適。以胡適當時的地位、身份，其尷尬可想而知。此後，胡適便說自己忘記帶常用的刮胡刀，堅持要當天離開蘇州。此後錢穆便很少和胡適在學術上進行交流了。錢穆對胡適的第一印象就成了“既不似中國往古之大師碩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學者專家”。胡適尺有所短的尷尬和錢穆尋覓知音的失望都促成了這段失敗的會見。
錢穆與胡適兩人的二次見麵，已是在錢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時。錢穆與顧頡剛為討論老子年代問題，赴胡適家。胡適沿襲清人的一種說法，認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於孔子。錢穆則認為老子晚到戰國，晚於孔子。錢穆似乎認為胡適的觀點不值一駁。有一次，兩人不期而遇。錢穆說：“胡先生，《老子》成書的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說：“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還不能說服我；如果你能夠說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也可以不要！”
錢穆與胡適在學術問題上的爭辯，尚屬表麵，錢穆不讚同胡適主張的“新文化”才是最本質的分歧。
錢穆對中國傳統文化抱認同的態度，而胡適提倡“全盤西化”“充分世界化”，代表了五四以來批判中國文化和提倡西化的主流派的觀點。兩人在這一點上，都互不讓步，沒有給彼此留下任何回旋的餘地。
胡適說改良都不能體現進步的決心，如果真要進步，就必須毫不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這個留洋歸來的學者，沒有給錢穆這樣崇敬曆史的人留一星半點的照顧。而“土生土長”的錢穆則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而胡適就是這種“高級知識分子”。
當年北大講壇上最叫座的兩位就是胡適和錢穆，錢穆稱“大凡餘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這種針鋒相對的辯論式授課，也讓錢穆最終選擇離開。
不僅是在對待曆史上，錢穆寧可“抱殘守缺”，與胡適的“全盤西化”不同，在治學方法上，錢穆對胡適的“科學法”也頗有微詞。
錢穆曾論中國近時史學大體可以分為三派：傳統派、革新派（也可稱為宣傳派）和科學派。錢穆尤其討嫌科學派，他說傳統派下功夫記憶材料，即使於世無補但也於己有益。但是以胡適為代表的科學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隘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材料”。
章學誠，支持的同時還要反對
在講黃宗羲和全祖望這兩位學案方麵的專家之時，錢穆特意提到了章學誠，並認為這個人非講不可，因為他在講學術史方麵，貢獻最大。
錢穆早年便接觸了章學誠的作品。那時候要考學，《文史通義》是必讀書，錢穆因此獨自在章學誠的著作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說章學誠對錢穆的影響最為顯著，有後世人曾研究錢穆對章學誠學術思想的闡釋。
首先，錢穆最佩服章學誠的一點便是他“不是站在史學的角度來看史學，而是站在整個學術史的角度來講史學的”。這與錢穆所稱讚的《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一樣，都具有一種難得的全局意識。
章學誠提倡“六經皆史”，也就是把古代的詩、書、禮、樂、易、春秋都當作史書來看待。他認為六經隻是古代在古代政治上的一切作為所遺留下來的東西，並不是幾部隻講義理的書。錢穆也認為，六經在古代，是衙門裏掌管的一些文件。
之所以要大力倡導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觀點，這與當時的史學風氣有關。當時，大家研究曆史，就與現代政治、外交、國家、社會民生毫無關係，隻在書本上來拚湊。章學誠反對這種不顧現實的學法，錢穆也持反對態度。在對待曆史的態度上，章學誠認為作文要“主敬”。所謂“敬”，就是態度要嚴肅，“論古必恕”，就是從事批評應該設身處地，知人論世，通情達理。這又與錢穆對曆史的溫情與敬意如出一轍。錢穆也提倡學生看待曆史的時候，應該設身處地地從古人的角度來考慮，不能妄下斷語。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釋通》中特別提出一個“通”字和所謂“專家之學”的“專”字。錢穆在治學上的擴散力，正是從專到通、由通返專，複由專再上下貫通的循環過程。章學誠說“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這也被錢穆大力稱道。錢穆自己力求博聞，但堅持不立門戶。可以說錢穆很多學術上的行為，都是對章學誠觀點的闡釋。
當時錢穆所批評的人物，如劉知幾、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因為他們雖然有所專長，但是沒有做到博通，因而見解不免淺薄或者偏激。
但是錢穆又並不完全認同章學誠的主張。
在《文史通義》中，章學誠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按照年代和人物來寫史，將來應該會發展《尚書》體，把事情作為主要敘述對象。道光以後，西方的曆史書漸漸傳到中國，與章學誠所說的按照事件來寫曆史果然一樣，於是人們就覺得章學誠有先見之明，所以特別推崇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
在錢穆看來，從《尚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並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曆史體裁。時間也是需要人物來發生完成的，人還是曆史的主體，章學誠的預見不一定準確。
另外，章學誠自稱是“浙東學派”，傳承了王陽明的史學觀；稱顧炎武是“浙西學派”。這一點錢穆也不同意。因為陽明學派下麵沒有講史學的人了，章學誠的學問，應該是從《漢書·藝文誌》和鄭樵的《通誌》中來。
錢穆有一個兄弟叫作錢文，人稱“起八先生”，也是一個能做文章的才子。不過錢穆的聰明是用在規規矩矩的學術研究上，起八先生的聰明則用在“不正經”的地方—譬如跑書場，結交評彈藝人，替他們寫彈詞。一個屬於“學者型”的才子，一個屬於“風流型”的才子。之所以稱他為“學者型”，便是因為錢穆讀書用功、治學嚴謹。所以不管是名噪京師的大學者，還是已經作古的前輩，他從來都要從學術的角度去論一個究竟。
錢穆在著作的過程中評論了很多人，但是他都堅持在學術上著眼，可以說是君子之爭。他曾批評聞一多，但是在聞一多遇難之後，錢穆是少數幾個敢公開去吊念的學者之一。他不崇拜任何權威，但是他對曆史的崇拜，卻超過了任何人。在大家都批判曆史的時候，隻有他在大聲辯護，在一派交響樂中拉著我們的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