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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不著政治書
一提到政治思想，現在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民族主義”，這些時髦的詞彙都來自西方。而西方人最喜歡說的“主權”，似乎和我們“八字不合”，這一點錢穆也詳細地討論過。主要是中國人講政治，喜歡講責任和道德，而很少討論到主權之類的概念。從整個政治發展史來說，一些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政治理論書，也都來自西方，而我們的曆史上，很少有純粹的政治理論書留下來，這是為什麼呢？
錢穆說，這是因為中國的曆史演進和西方有所不同。我們讀希臘史，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都有他們一套政治思想寫在書上，但他們在政治上並沒有辦多少實事。
柏拉圖的政治代表作是《理想國》，其中，柏拉圖設計了一幅正義之邦的圖景：站在城中高處能將全國盡收眼底，國人彼此麵識。他將理想國中的公民分為治國者、武士、勞動者三個等級，分別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種品性。統治者依靠自己的哲學智慧和道德力量統治國家；武士們輔助治國，用忠誠和勇敢保衛國家的安全；勞動者則為全國提供物質生活資料。柏拉圖甚至設想在建國之初就把所有十歲以上的人遣送出國，因為他們已受到舊文化的熏染，難以改變。全體公民從兒童時代開始就要接受音樂、體育、數學到哲學的終身教育。教育內容要經嚴格選擇，荷馬、赫西俄德的史詩以及悲劇詩人們的作品，一律不準傳入國境，因為它們會毒害青年的心靈。
而柏拉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對一百多個城邦政製分析比較，認為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他說城邦是至高而廣涵的一種社會團體，批駁取消私有財產和家庭的主張，評析當時的各種政製，提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是最穩定的政體等。《政治學》被公認為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創之作。它所建立的體係和一係列政治觀點，對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
可以看出，這兩位政治理論家的著作，都帶有很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將十歲以上的人全部驅逐出境，建立一個思想全新的國家，這顯然是難於操作的。而我們曆史的政治家則不是如此。譬如最早的政治家周公，他也有一套政治思想，然而沒有著作，曆史上沒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論書。而流傳到今天的《尚書》中的《西周書》，錢穆提到過這是整個《尚書》中最可信的部分，其中就包含了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論。
近代的中國人，往往說中國沒有成套的政治理論，沒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因此認為中國的傳統政治不行。在中國以往著作裏，很少有專講政治理論的書，也很少專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這並不是中國人對政治無理論、無思想。因為中國的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用不著憑空著書，脫離現實，來完成書本上的一套空理論。
錢穆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理論，早和現實政治融化合一了。比如皇帝和宰相分權、仕途必經察舉和考試、田租力求減輕、商業資本要加以節製、國民兵役要到二十三歲才開始……這些曆來的政治方針，就體現著文人的政治理想。
曆代的大政治家中，文人與政治結合得最典型的要數北宋的王安石王荊公。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王安石很快由參知政事（副相）升任為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
王安石重視理財，大力發展生產，他不讚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變法派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他對科舉、學校教育製度也進行了改革，並且親自著手編寫了新的教材。但是王安石的變法，最終還是在保守派的圍攻之中失敗了，兩次罷相之後，王安石鬱然病逝。
王安石是一個文人政客的典型，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但是他留給後世的，是一係列的詩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身份。他的《上仁皇帝言事書》《答司馬諫議書》中，以及他撰寫的《周禮義》《書義》《詩義》中，都有他的政治思想。但是他卻沒有寫過一本《論改革》之類的政治理論書。
中國曆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通典》中，第一項製度是“食貨”，第二項是“選舉”，第三項是“官職”。隻從這三項製度來講中國的政治理論，已可講得很扼要、很透徹。所以說，中國雖然沒有純理論的政治書，卻實在是一個政治高度發達的國家。
恰是一個太講法的社會
我們曆來倡導的是“以德治國”，直到近代，西學東漸，我們開始講究以法治國。作為一個人情大國，似乎我們很少講法，也不太看重法律。但是錢穆認為，我們並不是一個不講法的國家，恰恰是一個有著古老的講法曆史的國家。
例如，宋太祖趙匡胤開國之初，恰逢三個宰相相繼去職，太祖欲派趙普為宰相，但正常的程序，皇帝詔敕一定要經宰相副署，而此刻舊宰相既已全體去職，一時找不到副署人。宋太祖召集群臣會商辦法，當時有人獻議說：“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經宰相副署，是在甘露事變時，當時前宰相已死，皇帝臨時封派宰相，就由尚書仆射參知政事來蓋印。現在我們可以仿唐代的方式來辦理。”但同時就有人反對，說：“唐代甘露事變用這種方式，是因為亂時，隻好變通權宜出這樣的辦法。如今大宋升平，不能像唐代亂世那樣。”就這樣，再三商討，還是決定由當時開封府尹副署蓋印。
當時宋都設在開封，開封府尹等於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時的南京市長。當時的開封府尹是趙匡義，是宋太祖的嫡親胞弟，也是後來的宋太宗；他蓋了印，才算完備了這一詔敕的法定手續。根據這一點看，中國過去的政治，不能一切全由皇帝專製，全無半點法律的精神。它也自有製度、自有法律，並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誌來決定一切。類似於這樣的事情，曆史上並不少見。
又比如，在明代，皇帝有內閣做參謀，但是內閣並不是真正的宰相，隻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明代有名的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曾是神宗萬曆皇帝的老師，等神宗登基之後，張居正是當朝皇帝老師，又是內閣大學士，所以權傾朝野。當時皇帝隻有十來歲，少不經事，所以國家上下的很多事情，都由張居正來打理。
然而張居正也見不到他的學生神宗的麵，大學士照政製論，無法主持政令。於是張居正隻有同司禮監的太監往來，才能施展抱負，策動當時的政事。當時朝臣都反對張居正，說他既然不是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長，就不該弄權專政。
這些人對他的批評可謂說到了要害。當時，尚書六部才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長官，他們隻需聽命於皇帝，並不用聽命於內閣。假如內閣和六部發生了意見，六部完全可以說：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該管我們的事。從正統的觀念來說，不該管的事而管，不該攬的權而攬，這就是權臣，而非大臣。
而明代的製度，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宰相。明太祖在洪武年間就把宰相胡惟庸殺了，也不許後人立宰相。當時的六部尚書和七卿九卿，才是名正言順的大臣。反對張居正的人，他們認為部院分理國事，理當受皇帝節製，張居正做內閣大學士，隻是皇帝私人顧問，不該借著這一點關係正式出麵來幹涉部院，那是越權。
張居正要各衙門奏章公事每樣備兩份，一份送內閣，一份送六科給事中。但是內閣不像六部的給事中，是無權過問奏章的，張居正的做法動機雖好，還是犯了當時的法，所以很多人不服他。當時有人反對張居正，張居正隻有向皇帝去辭職，他說他“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這幾句話，正說明了他自己也覺得自己的身份尷尬。
又比方說明清兩代的師爺，他們經手一切文書簿籍、例案掌故，於是趁機操縱這些來束縛他們的上司。就算長官賢明，也無奈他們何。錢穆說，這是法律製度的病，而不是人的病。
現代都說中國人不講法，在錢穆的眼中，中國政治的傳統毛病卻恰恰就在太講法，什麼事都依法辦。孔子說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政令不行”，這其中的“名”就是一種法律認可的名義。我們往往太講究這種名正言順，而誤了事情。
並不存在的“封建”
要說翻案，錢穆為中國曆史所翻的最大一案，莫過於他否認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君主專製。他自稱“作者將不憚反覆對此問題作辯護”。的確，無論是在他的《國史大綱》《曆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當中，還是在他其他散文、演講稿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聲聲稱，中國並不是一個有兩千年封建帝製的國家。
秦朝以後中國的傳統政治，保留了一個君職與臣職的劃分，可以說就是王室與政府的劃分。在漢代，內朝指王室，外朝指政府。全國財政收入，屬於大司農的歸政府，屬於少府的歸王室，這一劃分，曆代大體都保持了。宰相是政府領袖，中國傳統政治內宰相的地位和職權，便表示皇權不是獨大的。
就西漢來說，皇帝的秘書處“尚書”隻有四員，但宰相的秘書處卻有十三個部門，這十三個部門組織龐大，全國一切行政都在宰相的掌管之下。後代尚書六部二十四司，在此十三曹中都已包括。每一曹的職權，幾乎與後代的專部大臣一樣。但他們俸祿很低，隻有百石，還不及一個小縣長。
這十三曹的長官，並不是政府的正式官，他們相當於封建時代所謂的陪臣，但他們在當時的威望極高。上自“各部部長”及“省主席”，下及社會賢達，都可由宰相自由聘任。宰相的權力如此大，自然也就有很多人願意給宰相當個陪臣了。官職吏職，在當時觀念上，也並無高下清濁之分。
據《通典》載，漢代宰相府不設門鈴門鼓之類的東西，表示相府對社會開放，人人有事，便可直接到相府去。相傳有某宰相，他曾有一個名叫宜祿的門衛，後來人民到相府，就隻喊一聲宜祿，便可以引見宰相，說明自己的事情。
到唐代，宰相的職權更是劃分得明白。全國最高政令，名義上由皇帝頒發，在法理上，則全由宰相擬定。最高議事機關稱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須用皇帝詔書名義頒布的，事先由政事堂開會議決，送進皇宮皇帝同意，然後由政事堂蓋印發下。如果沒有政事堂的蓋印，就算不得詔書，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
宋太祖時候，他要任命宰相趙普，但是沒有原來的宰相簽名就不行，最後商量了很久，才達成一致。宋代的相權比唐代要降抑。宋代的皇帝在頒布詔敕上，獲得了更大的發言權。但這並不是說宋代皇帝便可獨裁專製。
當時皇帝要立一個後妃，宰相李沆把詔書燒了；皇帝不根據宰相的建議書，由內廷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還了。這些故事，在宋代曆史上不在少數。直到蔡京當宰相，他才開始“奉行禦筆”，這是說，宰相不再自己出主意。蔡京是中國史上典型的權臣與奸相，不過縱然如此，皇帝的命令依然須由蔡京蓋上宰相印，才能正式執行。
但宰相也不能是獨裁宰相。
王安石當宰相時，要擢用一新官，負責起草命令的人不同意，把宰相手條退回了，自請辭職。宰相答應他辭職，第二第三個負責人照樣把宰相手條退回。王安石固執己見，繼續把這些負責起草人罷免，前後七八個，沒有人肯為宰相正式起草，終於臨時覓得一個代理官把此手續完成了。這並不是王安石寫不出來，而是中國傳統政治在法理上的職權規定。當時人都反對王安石，王安石的新政也多半失敗在他的剛愎自用的姿態上。
明代，明太祖在中國傳統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創古未有的大翻案，那就是正式下令廢止宰相，改用內閣大學士。照法理論，內閣大學士的身份絕非真宰相，但當時實際情形，內閣大學士卻漸漸變形站到以往傳統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學士身份而真正執行宰相職權，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講是越權的，張居正便吃了這個虧。
近代中國人，一麵高唱要模仿西方法治精神，一麵又崇拜西方的所謂變法事業，於是高捧王安石和張居正，認為他們是中國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而把當時反對方麵全罵為黑暗守舊頑固。錢穆認為，這樣的評價不公允，因為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是破壞了政府職權劃分的人，說到底，他們沒有建立好、維護好一個可以行之有效的政治體製。
清代政治真是一種君主專製的政治，但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以及政治習慣，還是在當時龐大的政治組織中存在，使清政權也不能把以往傳統全都推翻。因此還有許多不能由清帝專製來推動行使。清代尚且不是近代人所說的黑暗萬惡的封建腐朽社會，更何況以前還有著宰相政府的朝代呢。
最懂政治的中國人
中國人的政治才能實應遠超於外國人之上。
這是錢穆先生在總結中國的傳統政治時下的斷語。這不是盲目地誇耀，什麼懂政治和懂音樂、懂種田一樣，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這隻是我們的民族性格使然。也可以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想不關心政治都難。
比如說，我們的傳統倫理，不僅要求我們在家孝順父母，更大的倫理，應該是能治國、平天下。中國人的傳統政治，也在這大倫理當中。我們這樣一個大統一的國家，可以傳承四五千年直至今天，其中有多少政治思想可以說，有多少農民起義、忠臣殉國的典故可以講。但是在五四運動前後的那個幾十年中，人們所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傳統政治。錢穆對此痛心疾首。
我們曆史上沒有專門的純理論的政治書，但是我們有《唐六典》這樣的史書。書中對當時政府各部門、各組織的政權及人事分配，均有詳細規定。這本書成為中國曆史上行政法規的巨典，此後宋、明、清各代，均奉為圭臬。千餘年來，國家推行政務，大體以此書為典範。
中國曆史上關於政治製度方麵有兩大名著，一為《周禮》，另一本即是《唐六典》。但是《周禮》為中國先秦時代人的烏托邦，是一種純理想政府，也可以說是一部理想的憲法。而《唐六典》一書，是對唐玄宗當時的具體事實與現行製度的記載。將政治理想全部製度化，而沒有絲毫理論的痕跡，隻見具體而嚴密的客觀記載。我們讀此書，便可想見中國古代人的政治天才，不落於空談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論化成具體事實而排列開來。
隻由《周禮》而演進到《唐六典》，這一步驟，也可認為是中國政治曆史上極大的進步。製度的背後，都應有理論和思想。一切製度，決不會憑空無端地產生。若我們忽略了中國以往現實的政治製度，而來空談中國人以往的政治思想，決無是處。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的中國人注重政治，並不在於寫了多少的政治理想。上層的官員都不愛寫理論書，下層的平民就更不在這上麵花心思了。我們關注政治的方式，來自於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心理、態度。
中國人政治意識之強，不僅表現在對社會體製的探討，各階層的人士學而優則仕，走上從政的道路這種觀點上，還在於國家意識形態滲透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使廣大民眾潛移默化地接受政治教化。
生活是實實在在的，一飲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體生動的樣式和內容，在中國的衣食住行、節日喜慶、休閑娛樂、日用器物，背後都有一套政治的理想和主張。
東漢的班固在《白虎通義》中提出衣服的概念，認為是聖人製作衣服，不僅是為了防寒蔽體，更重要的是“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一身衣衫從質料、色彩、款式、花紋無不被曆代禮製所規範，賦以含義，成為倫理政治的圖解和符號。皇親貴戚、官員士大夫、農民工商，穿靴戴帽都有明文規定，在戲曲舞台上演員的著裝有個不成文的規則“寧穿破，不穿錯”，這種思想，也是政治嗅覺使然。
從穿衣戴帽到國家大事，聯係它們的就是一種政治頭腦。政治對我們來說，絕對不是小事。
再比如說故宮建築群，其中就有很大的政治學問。以宮城、內城、外城組成的三重城，居京都的中央地帶，三大殿如土形，喻以君臨天下，左祖右社；東西兩側建築物對稱分布，由近及遠形成中間高兩邊低的格局。城市居民的房屋都是圍繞紫禁城中軸線建築，其高度和規模按等級循序遞減。這種左右對稱、高低有序的組合，實際上是政治格局的延伸。平民百姓家居的四合院也是如此，那種東西南北四向所構成的封閉院落，以廳堂為中心，正房、偏房，主次分明，上下嚴整，這種布局體現的是家長製中尊卑有別、貴賤分明的人際關係。所以這四合院從形式到內容，也是封建家庭倫理的展示。
一部《紅樓夢》，人人讀出各自的道理，有人將它闡釋為世家大族由盛而衰的百科全書，也屬政治小說。日常的生活，總是被賦予了太多的教化意義，而政治意義，更是其中之首。對於一個國土麵積如此廣大的統一國家來說，如果政教做得不到位，便很難維持一個持續的大一統的局麵。
科考，大國的選舉方式
為慶祝十八世紀的到來，“太陽王”路易十四在法國凡爾賽宮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舞會。當上流社會的顯貴命婦們到場後，隨著一陣音樂響起，隻見國王竟身著中國式服裝，坐在一頂中國式八抬大轎裏出場，全場頓時發出一片驚歎聲。這場由奧爾良公爵策劃的“中國式”舞會，其實隻是當時十八世紀流行歐洲的“中國熱”的一個片段。
在略微了解了中國的思想之後，啟蒙思想家狄德羅說，和孔子相比，荷馬簡直就是一個糊塗蛋。在當時歐洲的“中國熱”不僅是中國的絲綢、瓷器大受貴族的擁戴，中國的文化和製度也受到西方的好評。在官僚製度方麵，歐洲當時實行的是貴族世襲製，而中國以科舉為特色的文官製度為平民進入政壇提供了理想的途徑。
早在十七世紀之初，西方傳教士們就發現了科舉製度的優越之處。經過他們的介紹，歐洲的知識界開始對中國“學而優則仕”的文官製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認為，在中國，即便是農夫的兒子，都有希望當上總督甚至宰相。這並不是他們的誤解，我們的科舉製，的確可以讓草民變成宰相，錢穆總結說，科舉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選舉方式。
選舉最早出現在漢代。漢代有舉孝廉之說。本來所謂孝廉，一種是孝子，另一種是廉吏，後來規定每郡滿二十萬戶口的隻能舉一個，如是則孝廉不分，進城一個參政入仕的資格而已。後來又因請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舉孝廉後再加上一番考試，中國政權，也就因此開放給全國各地了。從此以後，無論選舉或考試，都是分區定額的。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和經濟文化進步的地區，都一樣照人口比例來考選。因此中央政府裏，永遠有全國各地域的人參加。
一個由來自四麵八方的人組成的政府，可以說是代表著全國性的，全國人民都有邁進政府的希望。但是漢代的選舉製，還不是一個完善的選舉製度。
一是漢代察舉的權力在地方長官，不在地方民眾。長官營私舞弊，不顧地方民意，推選私人是有可能的。選舉了送到中央，如何分發，悉聽中央命令。二是古代社會，讀書機會就不易得。書本不像現在這樣普通，讀書求學，有絕大限製。當時不像先秦那樣，爵位不世襲，而書本卻可世襲。世代經學，便可世代跑進政治圈子，無異封建傳襲的貴族。
但是到了唐代，一是做官之人都要參加考試，減少了權貴蔭庇的比例；二是印刷術的發明使書本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到宋代更是學術平民化、藝術平民化，讀書人的數量也大大增加。這便把漢代的兩個問題都解決了。這樣一來，可以說中國的科舉考試，就是從眾多的讀書人當中公平選擇優秀的人來做官了。
科舉製度唐代正式定型以來，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曆史，成為中國政治社會一條主要骨幹。它的意義錢穆總結成三項。
一是用客觀標準，挑選人才，使之參與政治。因此製度，政府才能由全國各地所選拔出的賢才共同組織，這便是一種直接民權，一種由社會直接參加政府之權。
二是消融社會階級。因考試是一種公開競選，公平無偏濫。考試內容單純，可不受私家經濟限製。寒苦子弟，皆有應考可能。考試內容，全國統一，有助於全國各地文化融結。按年開科，不斷新陳代謝。此一千年來，中國社會上再無固定的特殊階級出現，科舉製度也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促進政治統一。自漢到清末，無論選舉考試，永遠采取分區定額製度，使全國各地優秀人才永遠得平均參加政府。自宋代規定三年一貢以來，直到清末，每曆三年必有大批應舉人，從全國各地向中央集合。不僅政府與社會因此而聲氣相通，全國各區域，東北至西南，西北至東南，也有了一種相接觸相融洽的機會，不僅在政治上增添向心力，更在文化上增添調協力。而邊遠地區，更增添了觀摩、刺激向上的活力。
科舉製度在實施方麵，也有種種缺點、流弊，而曆年以來，也在不斷變通。八股可以說是科舉製當中變通之後的極端，不可取，但是也應該得到一個公允的評價。曆史上的任何製度，都有一套思想在支撐，有無數人的心血，科舉僅是其中之一。正確地對待科舉製度，也是在正確地對待我們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