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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間的《複亨堂祭簿》上，載有讀書歌和進士鼓祝鼓詞，並附有說明文字。關於讀書歌，稱：每逢會期，諸子弟都在此登堂命題作文，如同考試，族中長上見了皆欣欣然，“或於午上具點，或於晚間具膳，無問貧富類相尚也。至冬底，諸生之父兄複具酒肴至祠酬諸長上，聚首一庭，從容笑語，無非鼓舞發達之詞”；關於進士鼓，稱：其祖先創讀書樓為子弟肄業，並置進士鼓激勵子弟“連登科第元魁，立言立功立德，迭居館閣台部，予贈予諡予祠”，“爰斟著鞭之酒，大宣祝鼓之詞”。
其讀書歌唱道——
晝讀書，晝長晝短總無拘，日麗窗明晴可愛，雨飛簾溜陰無礙，歎如梭，莫蹉跎，禹惜寸陰意若何。
夜讀書，夜深更靜好躊躇，日來所事作何狀，誌氣淩雲當自抗，待旦明，要心清，無忘差錯誤平生。
其進士鼓祝鼓詞唱道——
一祝鼓，快聽取，既讀聖賢書，先要循規矩，黌宮初發聲，正學以為主，秀才便須任經濟，萬選高中詞華吐；
二祝鼓，快奪武，蟾宮攀丹桂，榜上標龍虎，飲爾鹿鳴宴，待爾作霖雨，努力來春對殿墀，泥金報捷榮宗祖；
三祝鼓，快期許，傳臚魁金榜，洪名震天府，翰苑知製誥，好把功勳豎，調羹補袞濟蒼生，銘鍾勒鼎稱賢輔。
盡管世事滄桑，風雲流變，但在不少地方至今有登科入仕以光宗耀祖的遺風。在瑞金鳳崗的鍾唐裔公祠世美堂大廳裏，高懸著“鴻都耆碩”、“通奉大夫”等數塊古老的牌匾，也有“登科”、“工學博士”等新的牌匾，那“登科”匾是為當今子弟考上大學而掛，大約覺得掛在裏麵不夠醒目，有的索性掛在宗祠的側門之上。在泰和爵譽康氏總祠孝德堂裏，兩條長長的橫幅也在誇耀著今日的榮光，其一稱：“熱烈祝賀康××長子康××留學美國塔爾薩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由此，可體察到血脈裏的因襲，生生不息，根深蒂固。
在樂平，有個儒林汪家，原名城裏汪家。相傳，宋代婺源人汪路來此地任知縣，見這裏民物康阜、代出英賢，便定居於此，繁衍至今。汪家尊儒重教，讀書人、為官者一代比一代多。清嘉慶六年（公元1796年），汪守和高中榜眼，曆任工部尚書、禮部尚書和都察禦史。他精於書法，秀拔卓絕，自成一家，卒贈太子太保。在這前後，汪家共有二十多人中進士、舉人，上百人中秀才，為官者如星似雲。汪家文風盛、功名多，因而被嘉慶皇帝冊封為“儒林汪家”，並賞賜駿馬畫一幅。
耕讀為本、崇文重仕的思想入木三分地滲透在古村落的建築之中，但是，大凡建築氣派、裝飾考究的村莊差不多都有一段經商逐利的曆史，人們用家財萬貫的人生得意，築成蔭護子孫後代的百年基業。然而，他們努力通過建築表達的，依然是對仕宦功名的垂涎，對人文蔚起的渴盼。他們可以從族譜中翻出祖先的光榮大肆炫耀，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撐；也可以捐得官銜爵位，作為牌匾堂而皇之高掛在門麵上，仿佛這樣才能為金錢正名。
如此賈而好儒的作派，既是重仕輕商的社會心理的反映，也是出於對宗族一人之心的敬畏，同時也披露了那些發家致富的人們在宗族意誌和個人追求的矛盾中，力求實現自己內心和諧的企圖。不少富甲一方的村莊，其建築往往體現出人們內心的深刻矛盾。一方麵，人們大興土木為自己長臉，鋪張奢華的建築充滿了張揚個性的欲望，現實、功利的個性化企圖有時竟突破了宗族的、甚至地域的集體意識，在建築中得到表現。這就是對生活起居安適愜意的更大追求，住宅因此明亮起來，庭院因此寬敞起來，環境因此詩意起來，那些承載著過於厚重的精神的建築，因此忽然輕盈起來。但是，在聚族而居的生活環境中，光宗耀祖的思想同樣也是建築個性追求的動力之一；另一方麵，財大氣粗的炫耀，還可以表現為另一種形態，即講究建築群落整體的統一，同樣風格、形製、規格的房屋整齊地布局在相應的空間中，其間的巷道縱橫規整，看似四平八穩的樣子，殊不知，這樣的建築正是商人發財返鄉後為自己兼為族人建造的，體現出他們企圖維係宗法關係而不吝金錢和心血的努力。
正如財富影響著人們的建築思想，經商的曆史也悄悄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形態。如果說，曾經能夠以“萬家煙火一家風”遍指廣域環境中所有宗族的生活的話，那麼，到了這時候，每個村莊都可能呈現出自己的獨特風貌，盡管依然有儒雅從骨子裏沁出來。
為追逐金錢打馬西去的豐城白馬寨，村中豪宅林立，門頭匾額高懸，而村口的宗祠卻恍若廢棄，早已岌岌可危。即便如此，憑著家家匾額上或追溯宗族淵源、或闡明治學道理、或陳述道德信條的那些文字，我們有理由相信，宗祠仍巍然矗立在族人的心裏，祖先的嘉德懿行永遠是他們的心靈慰藉。
與之相鄰的厚板塘為塗姓村莊，建於明宣德年間，興盛於清代中期。它的發達，靠的是第十二世先祖塗士良及其長子、幼子在衡陽創辦“塗近仁堂”商號，經營成衣、布匹，開當鋪、錢莊。“塗近仁堂”經商崇尚信義為先，在追逐商業利益的同時，他們樂善好施，對當地多有捐助，曾接濟過落魄秀才彭玉麟，塗士良的幼子還與彭秀才結為金蘭之交。後來，彭玉麟官至水師提督、兩江總督、兵部尚書，一度將長江水師的軍餉交“塗近仁堂”代管，塗家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厚板塘因此財源滾滾。塗氏父子也因彭的保薦，分別捐得從二品通奉大夫、從三品中議大夫官銜，成為遠近聞名的紅頂商人。於是，塗氏大興土木，村中現存的遜守公祠、凝秀軒、大夫第、通奉第等，都是那時建成的。盡管有民間建築不得逾越“三間五架”的清規戒律，但是，為顯示頂戴商人的氣派，主人就在房屋的進深上做起了文章。如大夫第，前後共六進六個天井，各進依次為馬房和轎房、小客廳、貴賓廳、主人住房、祖宗堂、後廳，一進比一進高，寓步步高升意。遜守公祠旁的凝秀軒正是塗氏的私塾，與那寓意步步高升的地方僅有一巷之隔。看來，寄於後人的希望也是一巷之隔。
相比之下，金溪縣竹橋村呈現出另一種生活形態。那裏的鄉風飄蕩著書香，那裏的家風也彌漫著墨香。
戶近兩百、人丁超千的竹橋村內，現保留完好的明清建築仍有一百多幢，其中明代所建民居八幢，明代祠堂文隆公祠一幢，均為青一色的青磚灰瓦，顯得樸實素雅。盡管，許多人家的廳堂有楹聯標榜“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但是，竹橋曆來有著儒商並重的文化傳統，從不輕視商人，棄農經商、棄學經商現象非常普遍。竹橋建村後，科舉出身的大官不多，長期從事商業貿易的生意人卻不少，有幾個世代經商的大家族，經商致富後紛紛向朝廷捐款，且熱衷於修祠、建廟、修砌道路、捐資辦學等。村中的“養正山房”、“蒼嵐山房”等處，是過去的雕版印書作坊，它證明經營文化曾是財富的來源之一。金溪縣是古代江西雕版印書中心，而以竹橋人開的“餘大文堂”為最大最早。“養正山房”就是一個刻印古籍的地方，進門為庭院，上堂及後堂為印書之所，乾嘉時期書版盈架，直到解放初期，保留的刻版才焚之於盡。在康乾時期，竹橋就有人在全國各地做賣書生意，餘德昭在北京開書肆，收羅古籍，兼理金溪嘉會試館，其家譜有明確記載。後來餘仰峰又回鄉裏自開印書房，“以刻書鬻書為業”。竹橋人聲稱是他們開了金溪雕版印書的先河。
為了自己出書、藏書的方便，不惜開個書鋪，辦個印書作坊，如此嗜書成癖，真是叫人歎為觀止。看來，這印書業原來是種心養心的產業，人們在木板上播種文字，為的是收獲天下的書籍、天下的才情！他們應該稱得上是真正的儒商，這些儒商把生意做得瀟灑極了。比如，餘仰峰回鄉後，“刊書牌置局於裏門，晝則躬耕於南畝，暮則肆力於書局”，這種奇特的生活方式讓我感到，學會了經商的古人依然割舍不了對土地的眷戀，或者說，人們在經營土地、經營生意的同時，其實也在經營著自我的內心，經營著傳統文人的人格理想。
餘氏有詩讚曰——
山環水抱畫圖中，托地開基論祖功。
百畝桑麻千畝稻，萬家煙火一家風。
須知守舊存忠厚，亦能維新說異同。
世代衣冠常簇簇，雲天極目仰文隆。
如果說這首詩其實反映了隨著工商興起廣域環境裏的鄉村精神現實，也是大致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