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任何一部發黃的族譜，類似的教訓比比皆是，隻是神情有異而已，或者循循善誘，或者聲色俱厲，或者言辭鏗鏘……方式不同的表達，流露出一樣的心情。
這是一顆顆期待著、夢想著的宗族之心！正是這些心靈的光彩映照在古村落的建築中，我們才領略到彌漫在尋常人家中的儒雅。梅岡民居門扇有金字對聯雲：“丹桂有根多種詩書門第，黃金無本偏生勤儉人家。”這啟人心智的人生哲理，應該來自發生在老百姓身邊的大量事實；渼陂敬德書院房門上描金畫有詩雲：“角上掛書常不離，專心好學把牛騎；時人隻識忙中讀，惟有楊公見乃奇。”這令人心動的詩意畫麵，也許是往昔鄉村最樸實的生活場景；石城縣上柏熊氏古村，至今保留著一處明代遺跡，石門鬥上赫然刻著“耕讀處”三字，其兩側對聯曰：“力耕可以無饑，開篇自然有益。”這種刻意的標榜不免有些賣弄之嫌，然而，其對聯的內容倒是實在，相信族人日日麵對這般真誠的告誡，內心也會波瀾橫生的。
耕讀為本、詩書傳家的思想不僅書寫在族譜中、題刻在宗祠裏，也作為建築和裝飾藝術充斥在人們的視野裏。村莊水口處是與筆架山相呼應的文昌宮、魁星閣，門前是炫耀門第、張揚功名的旗杆石，門樓上有雀鹿蜂猴的象征，槅扇中有琴棋書畫的意蘊，梁枋間有魚龍變化的隱喻……古村落對擇址、形局等方麵的風水講究，也包含了對人文蔚起的追求，民居建築及其裝飾更是洋溢著理想的光彩，從而營造出濃厚的人文氛圍，激勵著子弟懸梁刺股發憤攻讀，以期一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更重要的是，宗族為培養子弟還采取了許多具體的手段，比如，置學田、辦書院等。古村的儒雅往往十分眩目地集中於書院、文館之類的建築，使之成為一個村莊的文化紀念碑。
在鄉村，書院、義學之類建築有些附屬於宗祠，有些就設在宗祠裏，不妨也把它們看做是宗祠建築的延伸。有書鄉之譽的婺源，書院、義學、精舍、書塾遍布城鄉，多達一百六十多所。設在考川村的明經書院，創辦於元代，院史達四百餘年，興盛時有房二百餘間，四方學者雲集。就連坐落在崇山峻嶺間的閬山村，不過三四戶人家，也創辦了書院。
吉安渼陂有建於明清時期的書院、書齋多處，名養源書院、敬德書院、明新書院、名教樂地、振翰學舍等，為梁氏四大家族共建或某一房派所建。其中養源書院又名文昌閣，俗稱八角樓，三層飛角挑簷，樓高近十六米，曾是文人學士交朋會友、讀書觀光的勝地。因年久失修，如今已岌岌可危，我幾次到此一遊，皆不得進入。仰望懸於頂層的闌幹，想來遍布全村的楹聯警句，怕有許多是儒生們在此憑欄吟得的也未可知。明新書院有聯雲：“明月宮中欣攀桂子，新春雨後好看杏花。”倒是非常生動地道出了置身此中卻矚目於蟾宮折桂、杏園探花的那番躊躇滿誌。
在香火繁茂、儒風鼎盛的流坑，大小書院林立也就不奇怪了。最是清道光年間，所建書院、書屋竟有三十七所之多，果然是“序塾相望，弦誦相聞”。隻可惜如今唯有通過僅存的文館以窺全豹了。
文館又稱江都書院，建於明代晚期，前有庭院，後連藏書樓，主體為三進式磚木結構的建築，具有讀書、講學、祀祖、敬賢、藏書等諸多功能。庭院內以花崗岩條石鋪地，跨池而過，拾級而上，至主體建築門廊。第一進包括下堂和天井，下堂兩側各置一房，為先生課間休息的地方，天井兩側分別用槅扇隔出三間耳室作學生的書房；第二進中堂為講壇，後天井西側辟門通藏書樓；第三進為麵積較大的上堂，供奉西漢大儒董仲舒等祖先、名臣、鄉賢，上堂頂上建有敕書樓。上堂既為神聖之地，自是重工裝修的所在。傳說華麗的藻井多少年從未打掃，仍清爽無塵，色澤明朗，是因為製作藻井的材料散發出特殊的氣味，加上圖形色彩斑斕，蜘蛛蟲雀不敢光顧，或藻井南向有略低的天井簷宇，形成一個風口，一旦有南風吹來，在藻井回旋，便如清掃一般。匠人們在如此細節上竟也這麼用心。
文館由下堂至上堂，地麵漸次升高，入內須曲折迂回而進，我深信其中一定有告誡學子循序漸進、逐級登高的寓意。從後天井穿門至藏書樓，樓上的文昌閣懸有“日進高明”匾，而樓前的花園栽花植株，無非是指向折桂探花的最高境界了。
泰和縣有個書院村，因此地曾有一座古書院而得名。此村的羅氏始祖羅韜，字洞晦，號匡山先生，他終生勤奮好學，淡於名利，後唐時期被明宗皇帝征為端明殿學士。時值宦官弄權，政治腐敗，羅韜向明宗皇帝獻四扇屏風一架，上書“納誨、防機、賞廉、革蠹”四道箴言，皇帝賜以金印。不久後，他卻稱病還鄉，於後唐長興元年（公元930年）創建了匡山書院，由明宗皇帝賜匾。書院經宋至元，曆四百年後遭兵燹，羅氏後裔三次重建，到清代仍為講學之所。所以，羅洞晦公祠的匾額上赫然以“理學正宗”為標榜。這座祠堂為三進，享堂有牌匾稱之為“時思堂”，屋柱上有聯對堂號作出了解釋：“時止時行禮義循高曾矩矱，思愛思敬孝弟樹孫子典型。”如今，書院遺跡已不複存在，匡山先生仍端坐寢堂之上。
資溪縣的三口村為北宋著名理學家李覯的故裏。村中尚存的古建築有儒林書院、祠堂和民居，以及九百多年前用鵝卵石鋪設於地麵的八卦圖形。其中的李覯家廟以青磚砌成，外牆巍巍然，看上去完整無缺，倚門探看內部，卻已是荒草沒膝，廟內木結構均腐朽坍塌，不過，其中懸掛的一塊鎦金木匾尚保全完好，上題“理學開宗”，據說此乃出自乾隆皇帝禦筆；離家廟不遠的儒林書院，命運與家廟相似，也隻剩下高聳的外牆，值得玩味的是，它高而又窄的大門並沒有選擇與之並排的民居大門的朝向，而坐落在逼仄的巷口，麵對一堵觸手可及的牆。很是讓人費解。
李覯一生不慕榮利，不求聞達，但他“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有人稱道其著作影響之大，言：“一時名公巨卿及有道之士莫不知其名，下至農工、負販、老釋，盡能誦其文章，服其教化；所學以推明聖經為本，不泥於漢唐諸儒，其所論禮、論演、庖義之精，奧發經曲之微，文至於井田學校。”他創辦了盱江書院，從學師之者恒達數百人，後又居風林龍馬書院教授生徒，曾鞏就是他的高徒。在他的影響下，三口村出過六十多位進士。遺存於村中的功德碑以及清晰可見“乾隆”字樣的七十塊旗杆石，默默無言地證明李覯不愧為“一代之名儒，後世之師表”。
說到理學，不妨穿越時空，想象一下宋明理學普照於江西大地的如火如荼的生動情景。用今天的話來說，那簡直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運動。大到1175年分別以朱熹和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兩大陣營各執一端“華山論劍”於鵝湖書院，小到流坑的董燧“無一年不遠出會友，亦無一日不講學”，“浮兩浙，泛五湖，訪天真，尋白鹿，大會同誌”，年邁後遂在家鄉聚徒講學，“每月逢初二、十六會同諸公講於圓通閣”，眾多理學大家、名家為了教化大眾，遊走於鄉野村落，穿梭於學館書院，不辭辛勞地趕著場子。
宋明理學非常自如地出入於一座座村莊，非常瀟灑地在村中登堂入室，著書立說，坐而論道，或者，講學傳授。置身鄉野環境中的那番傾吐宏深的情景，在今天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金溪縣的青田裏，是陸九淵的故裏，陸九淵因血疾卒於荊門，其靈柩運回故鄉安葬時，遠近鄉民數千人前往送葬，有祭文稱：“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頹然示人簡矣。……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複知？”青田裏尚存“百世大儒”牌坊和三陸祠，村外東山上有他的墓葬。
而在朱熹故裏婺源，眾多的村莊自古崇尚“讀朱子之書，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也就毫不為怪了。建村於北宋末年的理坑村，原名理源，這一得名正是因村人好讀成風，且尊崇朱子，被文人學者譽為“理學淵源”。在這個偏僻的山村裏，幾百年間出過尚書、大理寺正卿、司馬、知府等七品以上官員三十六人，進士十六人，文人學士九十多人，留下各類著作三百多部近六百卷，其中五部七十八卷被列入《四庫全書》。“天官上卿”宅的主人、明天啟年間吏部尚書餘懋衡，就是當時程朱派理學名家，他在北京首善書院講學時，聽眾竟達五千多人。在理坑的村巷裏，我看到，許多豪門大宅把挨著巷子的牆角都作了委角處理，即削去棱角，使之成為圓弧形，這是因為屋主怕挑擔的人被尖銳的牆角傷著、掛著。莫非，這樣的細節，也是教化的結果？
當然，攻讀入仕才是最強大的內心動力。蜀江村的複亨堂由上下棟、天井組成，內設讀書樓、進士樓。該村在明清時期出過登科進士二十一人，凡族人學子中舉登科，均在此祠擊鼓謁祖旌表。複亨堂有詩曰：“正嘉以來三百載，登庭懷訓禮與詩，盛德大業規模遠，三複堂前意俱遲。”足證該堂文獻之盛，禮儀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