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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修養智慧篇
曾以《醜陋的中國人》揚名於世的曆史學家柏楊說：中國有兩部書可以和《德川家康》相比，一是《資治通鑒》，一是《三國演義》。一時間洛陽紙貴，談書必言家康。日本戰國時代的德川家康，有軍事家的頭腦、君子的內心，他是在內修上高出旁人的英雄，“內聖外王”的典範。
第一輯懷誠懇之心，在平凡中顛覆平庸
遠離欺詐的沼澤
德川家康在20歲時，便與尾張國的織田信長立下盟誓，要輔佐他打天下。織田信長死後，身為重要盟友的德川家康希望自己可以接管織田信長的兵力，不想，卻被草民出生的豐臣秀吉搶去了機會。
德川家康先是與豐臣秀吉敵對，後來，由於豐臣秀吉再三邀請他聯手平定戰亂，也多次表達自己的誠意，德川家康終於答應向豐臣秀吉稱臣。在與豐臣秀吉一起出兵攻打小田原城的時候，豐臣秀吉的貼身隨從常常很少。德川家康的家臣井伊直政悄悄勸道：“現在正是除掉秀吉的好機會，不要錯過啊！”但是德川家康卻搖搖頭：“我既然接受了秀吉的托付，就不能做這樣背信棄義的事。能否取得天下是由命運來決定的，人力無可挽回。”
德川家康一生都信守諾言，與織田信長立誓之後，他對織田信長的事業傾盡全力，直到織田信長去世；與豐臣秀吉結盟之後，又曾安排好身後之事與豐臣秀吉共赴戰場。當豐臣秀吉行將就木之時，要將兒子豐臣秀賴托付給德川家康，並且再次意圖通過聯姻來穩固兩家的關係。德川家康已經感覺到，老年的豐臣秀吉已經不是當年心懷天下的秀吉了，他不是為了天下而托付後事，而是為了豐臣家。因此，德川家康一直沒有正麵回答豐臣秀吉的話，他既不想讓這位神誌不清的太閣傷心離世，又不想為了敷衍他而假意答應。直到豐臣秀吉咽氣，德川家康也仍然沒有承諾要對豐臣秀賴負責。因為他知道，有朝一日他會與豐臣秀賴為敵，必定是你死我活的結局。
戰國時代，就算早上歃血為盟、晚上短兵相接也並不奇怪，在亂世中求生存，欺詐和背叛已是司空見慣。但是德川家康不願意做乘人之危的事，也不做爾虞我詐之人。答應的事情，他一定辦到；辦不到的事情，他就不輕言承諾，誠信是他的做人底線。
做人為什麼要講究誠信?如果說人有趨利避害的本能，那麼誠信帶給人們的“利”，就是內心的坦然。說謊、虛假、欺瞞，對人的良心是巨大的損傷，讓人的心境處在灰暗、忐忑、提心吊膽、惴惴不安的狀態中。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令人費解。人們隻知道，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年邁的馬克·吐溫獨自在大雪中站了3個小時，結果得了嚴重的肺炎，不幸去世。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後人終於從馬克·吐溫留下的文字中找到了答案。
原來，馬克·吐溫曾犯下一個令他痛苦終生的錯誤。那還是他年輕的時候，有一天，他的夫人外出，臨走的時候再三叮囑他照管好出世還不到四個月的孩子，馬克·吐溫連聲答應。
夫人離開之後，他看到天氣不錯，就把孩子放在搖籃裏，推到走廊透透氣，自己則坐在一張搖椅上看書。當時室外氣溫零下19度。由於閱讀入神，這位大作家忘記了一切。當他放下書時，才突然想起孩子還睡在走廊裏，此時孩子已經凍得奄奄一息。
妻子回來後，馬克·吐溫沒有勇氣說出真相。不久，孩子就死了，夫婦倆為此悲慟欲絕。馬克·吐溫深感自己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這個巨大的秘密一直藏在他的心中，直到妻子去世，他才在自傳中袒露了這件使他抱憾終生的往事，並且以在大雪中受凍來作為對自己的懲罰。
馬克·吐溫的悲劇，不僅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害死了孩子，更是因為他沒有勇氣麵對這件意外，獨自承受著痛苦。逃避讓自責日益積累，這份孤獨的內疚，更讓他的生命無法承受。風燭殘年的他既不要求人們的寬恕，也無法得到自己的寬恕。在找不到救贖之路時，他寧願讓自己的身體受苦，來緩解內心的悲傷。
著名詩人薩迪說：“寧可因為真話負罪，不可靠假話開脫。”德川家康信守承諾，贏得了後人的景仰和稱讚，而馬克·吐溫背上了謊言的十字架，盡管孩子的死已成為過去，但是他心上的傷口在沉默中腐爛。
欺騙有時候會幫助人解一時之圍，但是為了圓一個謊言，需要更多的謊言來填補，於是謊言一個接著一個，形成可怕的欺騙沼澤，到頭來是“聰明”了一時，糊塗了一世。
欺人者，實是自欺。珍惜一顆誠實的良心，保護好對自己、對他人許下的承諾，自然天高地廣，人生大道通途。
予人友善，存二三君子之交
德川家康深受家臣的愛戴，一方麵是因為他有主見、善於把握機會，重振了岡崎城，使鬆平一門成為人人羨慕的德川氏；另一方麵因為他為人厚道，對待家臣從來都遵循武士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庇護。
有一個人叫本多作左衛門，他為人坦白，毫不掩飾自己的好惡，哪怕是對位高權重的豐臣秀吉，批評起來也毫不顧忌。本多作左門衛一直到去世之前，隻要一聽人提到豐臣秀吉，他還罵不絕口。但是提到德川家康，他卻說自己一生最仰慕的人就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其實並沒有主動向本多作左衛門示好，那麼本多對德川家康的尊敬從何而來呢？
原來，德川家康看似疏遠了本多，與豐臣秀吉之間往來更甚，但其實是在保護本多。本多早就冒犯了豐臣秀吉，而豐臣秀吉又對德川家康有所忌諱，如果德川家康再和本多往來密切，甚至賞賜他大名的身份，無疑會讓豐臣秀吉更加厭惡本多，甚至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德川家康的用心本多心領神會，所以他一直將德川家康視為自己的恩人。
在背信棄義為家常便飯的戰國時代，德川家康能獲得像本多這樣的剛直之人的敬仰，實為難能可貴。究其原因，乃是德川家康對本多有一顆熱忱友善的心。
“士為知己者死。”懷著一顆熱忱友善的心，在心靈上給予別人恩惠，那麼，別人自然會用心來報答。
李鴻章是一個膽識過人的人，在曾國藩的幕僚中，李鴻章不僅起草文牘十分了得，對戰事的判斷和預測也遠在眾人之上。但也正因為李鴻章是極有主見的人，所以經常因固執己見而與曾國藩起衝突。
1860年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遂決定將大營遷往安徽祁門，但李鴻章認為祁門地勢如同“釜底”，毫無進退餘地，從戰略上看到在那裏安營紮寨十分危險。在太平軍攻擊下，的確險情不斷，李鴻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師他處。但曾國藩堅持己見，甚至對李鴻章等人說：“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不久，雙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銳，李鴻章一怒之下負氣而走，前往江西準備獨自闖蕩一番。這件事使曾國藩大為惱火，認為李鴻章不明大義，不達事理，在自己困難時借故離去，甚至得出“此君難與共患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