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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租庸調製大體比漢代定額更輕，說得上是一種輕徭薄賦的製度。然而這一製度，從北魏時起就難以維持。錢穆認為這主要是因大門第豪族擁有大量土地。另外租庸調製要推行，還要靠整頓帳籍。有多少人口、多少成年要受領田地，這些都需要政府做大量的統計工作。某一家的年老者已經過了六十，但是他的名字沒有銷去，或者小孩子長大了，沒有添列新丁。這些偷懶馬虎是難免的。然而這些小小的疏漏，便是此後租庸調製失敗的最大原因。
租庸調製，其用意近似現代的計劃經濟。這要照顧到、計劃到全國每個家庭、每個壯丁。近代交通方便、消息傳遞也靈活多了、印刷容易、統計科學，但是都感到計劃起來有困難，古代就更不用說了。戶口登記逐漸錯亂，租庸調製就無法推行了。迫不得已，改成了兩稅製。
唐代的兩稅製是當時掌理財務的大臣楊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提出的，一年分夏秋兩次收稅，故稱兩稅，這製度一直沿襲到現在。
兩稅法與租庸調製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兩稅製不論戶籍，以居住地收取。這樣一個人想從湖北搬到北京，也就自由了。另外，政府根據實際有的田畝收租，先前的庸和調這些也不要了。政府不再授田，民間允許自由兼並，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
但是兩稅法也有弊端，租庸調製三個項目各有用意，分得很清楚，兩稅法歸並在一起，雖說手續簡單，後來人們就漸漸把原來稅收的來曆忘了，遇到政府要用錢用人，不免產生亂收費的現象，這是稅收項目不分明的弊端。更重要的弊端在規定租額方麵。
曆來全國各地租額，由政府規定，向來是一律平均的。但兩稅製便把這一傳統廢棄了，這也就導致錢穆所說的政府對明年的經濟沒有規劃，不知道會有多少稅收。以前是定製稅額，財政上也好量入為出，但兩稅製之規定田租額，則像是量出為入。兩稅法的稅率是根據上一年來的，其中省略了很多手續，就變成了一種硬性規定，隨地攤派，而不再有全國一致的租額和稅率了。
如果某一地戶口減少了，墾地荒曠了，但政府則還是把硬性規定下來的征收額平均攤派到現有的墾地和家宅上。分母沒有變，但是分子少了很多，各家的負擔也就大了。由五家來攤分十家的負擔，這豈不憑空增加了他們一倍的租額嗎？於是窮者愈窮，隻有繼續逃亡，到最後誰也留不下，隻得都逃亡了。逃戶遷到富鄉，富鄉的戶口增添，墾地也多辟了。但那一鄉的稅額也已硬性規定下，於是分攤得比較更輕了。
唐代兩稅製，規定不收米穀而改收貨幣，因此農民必得拿米糧賣出，換了錢來納稅。如是則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農民損失很大。比如一個蠶農交兩匹布很容易，但是要他交一百個錢，就要賣掉不止兩匹布，商人從中獲利，農民的勞動更減價了。
錢穆認為，從租庸調到兩稅法，最大的損失是政府方便管理，犧牲了傳統相沿的土地平均分配的經濟理想，失卻為民製產的精神。這直接引起土地兼並、貧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獎勵了地主的剝削。
漢代自武帝創行鹽鐵政策，從經濟上層保證不讓民間過富，政府卻並未注意到下層貧窮。雖然漢代田租很輕，但窮人還是很多，甚至被逼得出賣為奴。而唐代前期的經濟政策，保證不讓民間有窮人。政府並不設一個富的極限，商業自由，不收稅。而每一窮人，政府都設法授田，使其可以享受水準以上的生活。待成兩稅製，茶鹽各項也都一一收稅，便又回到了漢代。
曆史注腳：
租庸調的合理性
唐代租庸調製，整體上是一個暢通、人性的製度。人人有田地，自然也就有能力向國家完糧；耕地的壯丁，可抽出餘暇為國家義務服役；有丁有田，也就有家庭工業，最要的是織絲織麻，國家征收一部分絲麻的贏餘，也不為病。這一套賦稅製度是有假象的基礎的，也是符合人民生活實際的。
先秦的賦稅製度
先秦賦稅多以“貢賦”的形式存在。商代臣民向國君進獻的財物稱為“土貢”。西周土貢有皮帛、宗廟之器、繡帛、木材、珍寶、祭服、羽毛等九類，稱作“九貢”。此外，還有軍賦。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新的賦稅製度。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開始按土地麵積征收實物。戰國時，各國賦稅製度不一，不能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