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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康熙五十年起，清廷下詔永不加丁賦，即人口稅，而人口則還是調查，五年一編審。但是實際上，錢穆說這一規定並算不得仁政。因為從曆史講，兩稅製度早把丁稅攤運入地租，後來還要農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錢，這是後來的不對。王荊公製定了免疫錢，明朝提出一條鞭法來，再拿差役歸入於地租。清朝的政策，最多恢複了明代萬曆時舊額，這哪算得是仁政？
太平天國沒有文化的另一個證據就是他們封王之類的鬧劇。洪、楊一出來就稱天王、東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號隻在通俗演義裏有，成為一種正式的製度就有點不恰當了。南京內哄以後，楊秀清被殺，還是有許多人繼續稱王，而名號更荒唐了。蕭朝貴的兒子稱號為幼西王，洪仁發、洪仁達又稱王長兄、王次兄。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哪裏有全不讀書，把自己國家以往曆史傳統全部推翻，隻抄襲一些外洋宗教粗跡，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就是滿洲人初進中國，也沒有這樣表現得粗陋與幼稚。”這是錢穆的原話，而滿洲人初興，還能用漢族的知識分子，而洪楊集團則沒有用知識分子。
另外，太平天國到處焚毀孔廟，孔子的書被稱為妖書，他們想把民族傳統文化完全推翻，在錢穆看來，即使當時沒有曾國藩、左宗棠的圍剿，洪、楊還是注定要失敗。“我們不必縱論其他之一切，但看他們那些國名官名，就知其必然會失敗。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曆史失敗了。”可以說當時的太平天國，並不是推不翻滿清，但他們同時又要推翻中國全部曆史，所以隻可失敗。
天國自稱太平天囯，其中的“囯”，和一般的書寫筆劃不同，“囯”字裏麵是一個“王”，是指一個國家裏有王在內；另外“天”字中的橫劃是上長下短。
可以說太平天國的粗鄙，是錢穆最不能同情的。而這種粗鄙之氣，與唐宋的文雅決然不同，這還要“歸功於”清朝的文化政策。清朝的臥碑立於順治五年，就是控製言論的證明。有名的金聖歎，就因為犯了臥碑禁令而被殺頭了。因為當時考試官貪汙，一些生員跑到明倫堂向孔子靈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結社的禁令。自古以來，隻有清代不僅不許人講話，連交流的自由都受到限製，更不用說教育和學習了。
曆史注腳：
臥碑
清朝當時府學、縣學都有明倫堂，清廷在每個明倫堂裏都置有一塊石碑，這塊碑不是豎栽而是橫躺的，故叫做“臥碑”。臥碑上鐫有幾條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這三條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爭取的“三大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在這方麵，東西雙方的現代史上有一個恰好相反的對比。
眾說紛紜的太平天國運動
一百多年來，史學界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曆經了幾度大轉折：
清政府自然對太平天國恨之入骨，極盡汙蔑之能事，太平天國的原始文獻也多亡佚。清政府多不實之詞，自然不在話下。
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人對太平天國熱情稱頌，所謂“反滿先鋒”“革命前驅”“神聖洪楊”“盜賊曾左”。1923年出版的《太平天國野史》，流於荒誕，但是影響很大。
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紀念太平天國百周年》社論，把太平天國定性為一場反封建的農民運動，此社論後來成為研究太平天國的主要指導思想。文革之前，有關太平天國的討論比較自由，論文十分豐富。“文革”期間，首先是戚本禹發難，拿李秀成投降開刀，把曆史學泛政治化。最典型的就是把洪秀全吹捧成反孔模範，洪秀全被神化，李秀成、石達開被完全否定。
“文革”結束以後，洪秀全反滿的色彩被淡化，九十年代以後，隨著開始對曾國藩的重新評價，太平天國也麵臨著被重新評價的問題，對太平天國評價的分歧開始擴大，抑和揚的言論在史學界同時出現。
曆史“為時所用”，“為政治所用”的功能，也都在這一件事情上體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