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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注腳：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起源於上古氏族社會，是古時鄉人聚會的時候，舉行射禮之前的宴飲儀式。周代時，鄉飲酒禮的主持人一般是卿大夫，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人”。儀式嚴格區分尊卑長幼，升降拜答，都有規定。當時，這種宴會也有舉薦賢能之士的意義。實行科舉製度以後，州縣長官為貢士餞行的時候就要行鄉飲酒禮。
不尚賢
老子說“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的目的是指導人民，促進“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它對組織是有幫助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自覺開放自己走向世界，把向善推動到首位，所有的活動都都是自然而然的，就無所謂賢與不賢，也就無“賢”可尚了。老子的思想並非否定任人唯賢，而是說要讓國家安定，就得讓民心純樸，要使民心純樸，就得讓民眾不崇尚才智和地位，才會使民眾不至於形成爭強好勝之心。也不要讓民眾向往珍物稀寶，社會上才不會出現偷扒現象。更不要讓民眾產生貪欲之念，才不犯上作亂。這種想法是從根本上消除百姓的私欲，但是是很難達到的。
二 被忽略的另一種古人
士：異於世界任何民族的流品
通讀了五千年的曆史，錢穆的出一個結論：要說中國與其他名族、國家有什麼格外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國社會有“士”這一流品，而其他社會沒有。
在夏商流傳到後世的傳說中，那些從建築工地、農場走到政壇最高位的人，都是士的代表，也是後世士人稱讚的楷模。而中國社會上所謂的“士”，一般指出身普通民眾，但是在社會上有特殊地位，在文化傳統上有特殊意義、特殊價值的人，古今第一士，要算孔子了。
孔子說“士誌於道”，孟子說“士尚誌”，也就是說士要忠誠於自己的誌向。孔子所說的道，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修、齊、治、平之禮本來是古代貴族的事情，而到了孔子這裏，經他綜合會通，加以闡發，就推廣成為平民也可以借此自我約束的一套完整體係，於是產生了一批士。
孔子稱讚顏淵能用道。顏淵能用其道，則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則藏道於身，寧退不仕。不在仕途上顯山露水，以求完全自己所堅守的道，傳於後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也可以不仕。
孔子卒後，孔門弟子普遍蒙受社會各界的重視，然而卻無一人獲得上層政治的重用。孔門的再傳弟子中，如子思、孟子、荀卿，也都有很大的名氣，但也沒有一人受上層政治的重用。儒家以下，諸子興起，常說“非儒即墨”，墨子一時間也成為名人，但是墨翟和墨門弟子也都未受列國政治上層的重用。再看道家，莊周僅為宋國一漆園吏，而且也辭謝楚國，不肯為相。老子繼起，著書五千言，也沒有一個知名的弟子聞於後世。
戰國雖然是士的勢力膨脹爆發的時期，但是諸子聚徒講學，自成一家，不論是開山宗師，還是後來的繼承人物、在當時學術上有大名望大表現的人，都不曾在政治上獲大用。而在政治上有作為的人，在學術上又僅屬第三四流了。那麼所謂的士之流，在中國文化傳統曆史上的影響在哪裏？
錢穆說，中國士流的影響與貢獻，主要在社會。比如孟子筆下的那個許行，帶著弟子親自耕種田地，便引來陳良的門徒陳相等追隨他。士在親師尊師上的表現，都遠遠超過了當時的君王。所以在中國社會上，最受尊親的，不是君而是師；不是朝廷上的紅人，而是那些朝野之外的謀士。士最大的意義與價值，就在於讓政治上層明白，自己統治的社會下層中，有比自己更加值得尊貴的人，因此不敢把自己高高掛起。
如秦兵圍趙，趙國存亡在即，為了自保不得不向秦國示弱。而魯仲連在圍城中，堅持反對帝秦，最後仲連惟有投東海而死。這樣一個“白衣窮途之士”，跳海而死了，似乎對天下興亡沒有什麼影響。但是趙國卻因為仲連的舉動，放棄了帝秦。
魯仲連誓死不帝秦，他的名聲揚於天下，但他死後，秦國還是成為天下霸主，魯仲連的美名也依然存在。秦之後，士階層逐漸開始在政治上得到重用，如荀卿門下的李斯，就身居秦國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