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3)
漢時有賈誼，被文帝放為長沙王太傳。後來再見到文帝，兩人促膝長談到深夜。文帝說自己許久沒有見到賈誼了，以為已經超過他了，但是今日一見，才知道自己遠不如賈誼。後來賈誼成為梁王的太傅，梁王出獵時墜馬而死，賈生因為內疚自己未盡師之道，也含恨而卒了。此後，文、景以下的很多大政方針，多出自賈誼的原議，賈誼對漢朝的影響，在他死後才表現出來。
漢代還有董仲舒、公孫弘。此後可稱為士人的還有東漢嚴光、三國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陶淵明……下至唐太宗，在他未登極之前，已先有十八學士這樣的士人集團。這些人物，都是鮮活的士人代表。
如果說要將政治人物作為社會上盡善盡美至高無上的人生標準，那這樣的人生是沒有什麼希望的。而我們的傳統社會中有士，就讓人民在安身立命的時候，多了一重偶像選擇，為人則另有更高標準、更高境界。就連政治人物，也要向著士的這種境界和標準來看齊，這就是士人存在的價值。
孔子說：“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中國的士統，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成就，而非物質上的滿足。士人在曆史上成為追求精神高度的騎士，中國的士統也就是一種道統。士不是一種職業，也不是一種宗教。“君子群而不黨。”“眾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士也不是一種黨派。劃分士人的，就在於是否有修齊治平之道。
對我們來說，隻有存在士人，才是一個完備的社會，或者說隻有士人敢於說話，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士人的存在，是我們對道德不懈追求的象征。這一點，正是我們與其他任何國家不同的關鍵。
曆史注腳：
多士之宋
在中國曆史中，士人最多產的時代要數宋代。在政治上大有作為的士人，有王安石和司馬光。王安石屬於理想派，想要在宋神宗的身上找到唐虞三代之君的精神；而司馬光屬於經驗派，僅求宋朝政治氣象能趕得上漢、唐就足矣。最後，理想像現實屈服了。當時的新舊黨爭，變成了一場政治鬥爭。宋代還有周敦頤、朱熹這樣的士人，成為影響後世的大學問家。
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士。嵇康原本與呂巽、呂安兄弟為友。呂安的妻子被其兄呂巽奸汙，呂安原本準備休妻並起訴呂巽。但是呂巽請嵇康從中勸解，並發誓不會惡人先告狀，於是嵇康勸說了呂安將這件事平息下來。但是之後呂巽害怕呂安翻悔，於是搶先告呂安不孝。嵇康於是寫信與呂巽絕交，並出麵為呂安作證，這時司馬昭想要乘此機會除掉嵇康。
嵇康入獄後，許多豪傑紛紛要求與嵇康一同入獄。最後嵇康和呂安卻被判處了死刑。行刑當日，三千名太學生集體請願，請求赦免嵇康，並要求讓嵇康來太學做老師。但是這些要求並沒有被同意。
嵇康從容赴死，臨刑前在刑場上撫了一曲《廣陵散》。曲畢，嵇康把琴放下，歎息道：“《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
古人的時間觀念寫在路上
如果說世界上最有時間觀念的是哪一國的人，肯定輪不到我們中國人頭上。中國人似乎向來就不講究時間觀念，幹什麼事情都是馬馬虎虎，像魯迅說得那樣，“差不多”就行。和被稱為“鍾表的奴隸”美國人不一樣，我們習慣看著太陽算小時，看著月亮的陰晴圓缺來算一個月的朔望，看著草木枯榮而知春秋。農業社會的根讓中國人講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節奏，絕不會在日程表上劃得密密麻麻，而會留下十五分鍾的時間休息一下，和朋友聊聊天之類。如果說工業社會的時間是靠鍾表來計算的，我們古老的農業社會的時間就要靠大自然來計算。而這種計算方式，可能與西方不同。
其實中國也並非沒有時間觀念，二十四節氣中明明白白寫著“芒種”、“穀雨”，這些節氣的背後都有應時而作的意義。與其將時間交給鍾表，不如把時間交給一套完善的體製。在這個體製之類，中國人是有時間觀念的。
例如錢穆說，從古代的通訊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時間觀念。中國地方大，古代的交通完全靠驛騎，要傳達一個政令是很不容易的。古代的驛路相當於國道，可通全國，到處都有站，當時則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長安，若要發一份公文到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廣州，或者到杭州、福州，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加上我們常認為古人也沒有時間概念，路上也會賞花飲酒，這樣豈不是無法辦公，但曆史上很少記載有因為文件沒有傳到而耽誤了很多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