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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公文，也分緩急等次，好像現在的信件分為平信和快遞一樣。當時遞送公文主要靠馬匹。某種公文在一個時辰裏馬該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規定。從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時，慢的多少時，都規定好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達了，守站的把吃的喝的都預備好，郵遞員吃飽喝夠，稍稍休息，再換一匹預先喂好了的馬，繼續趕路。第一天到什麼地方歇，第二天到什麼地方歇，也都有限定。因此幾天內，如限趕到，是沒有問題的。
每天，尚書六部都有公文要發往各地，一匹馬來，一匹馬去，絡繹不絕。現在的火車輪船，有時還誤點，古時驛騎誤點，也是尋常事。但也總得多少照規定時限到達。否則，政事就會亂，國家就會垮台。
從理論來說，空間越大，時間越緊要。如果說中國人沒有無時間觀念，又怎麼能統治管理偌大的國家呢。隻是我們對時間的感知，不在於多少分多少秒，而在於辦成了多少事情。我們建立一套完善的體製，也是一種節約時間的方式，如唐代的郵政體製。
但是體製太強大，又會反過來耽誤時間。曾有人戲謔到，如果一個外國人想到中國來開發房地產，肯定是不行的。光是蓋公章，就能叫他跑斷了腿。我們辦事情要講究一個手續，手續辦齊了才算正式合法合理，而我們的部門又太多，在辦手續的過程中，就又浪費了很多時間。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我們古人更看重一套規矩。古代在禮儀上，將各種細節都規定得死死的，穿什麼樣的衣服，拿什麼樣的禮器，諸如此類，以保證一套儀式的完整和莊嚴。包括我們中國人說話，客套時候上句與下句之間，都講一個套路，來傳達自己的情意。可以說比起時間，我們更看重像郵路那樣的一套體係，生活在這種體係之中的人，才會得到安全感。
曆史注腳：
皇帝也要守時
古代皇帝要上朝，起床要趕在黎明前，保證在太陽出來的時候散朝，大家各歸各位開始辦公。這是曆代定下的規矩，要想成為明君就要適應這種規矩。唐太宗、宋太祖他們都是按照這種時刻表來上朝的，後來朱元璋稱帝之後，也沒有破壞這樣的規矩。
古代計時器
中國古代應用機械原理設計的計時器主要有兩大類，一類利用流體力學計時，有刻漏和後來出現的沙漏；一類采用機械傳動結構計時，有渾天儀、水運儀象台等。此外，還有應用天文原理計時的日晷，它也是中國最古老的計時器之一。1276年，中國元代的郭守敬製成大明燈漏。利用水力驅動，通過齒輪係及相當複雜的凸輪機構，帶動木偶進行“一刻鳴鍾、二刻鼓、三鉦、四鐃”的自動報時。
藝術是中國人的宗教
提到中國的宗教信仰情況，很難得到一個統一的答案。官方有一套說法，民間也各有說法。有的認為我們信仰儒家，但是有的又說儒家不能算作宗教；有的認為我們信仰佛教、道教，也有的認為中國是個多神教的國家，從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從土地爺到灶王爺，幾乎遍地是“神”。結果，中國成了一個無神論的國度，所謂“拜神如神在，不拜也不怪”，在宗教上，我們自己把握，有相當大的自由。
外國宗教傳到我國，最早的是印度的佛教，一開始有一股熱潮，“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形容的晚唐佛教盛行的景象。但是到了宋朝，宗教便漸漸又趨於平淡了。
錢穆認為，我國從宋代開始宗教不興，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原因。
一是，宋以後的中國，平民教育越來越到位。而魏晉南北朝時代，教育限於門第，當時隻有達官貴人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機會，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讀書，往往到寺院或廟宇裏。宋以後，教育普及，書院大興，不必再跑進寺院廟宇裏去讀書，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減少了。而且，平民化的教育也讓普通人懂得吟詩作賦，欣賞藝術。
另一個方麵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藝術文學，可以替代宗教的功用。宗教主要是讓人有心理情感上的寄托，得到撫慰。而宋代的文學也有這樣的功效。
宋以後的文學藝術，已經平民化了，從規格嚴整的唐詩到隨性活潑的宋詞，是一個大雅到大俗，又從大俗到大雅的過程。每一個平民家庭的廳堂牆壁上，總會掛有幾幅字畫，上麵寫著幾句詩，或畫上幾根竹，幾隻鳥雀，幽雅淡泊。當你沉默欣賞的時候，心中自然會感覺到輕鬆愉快。人生苦痛與不得意，也能稍事緩解。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隻茶杯或一把茶壺，上邊總有幾筆畫，幾句詩。晚上臥床的枕頭，也往往會繡有詩畫。再說到房屋建築，蘇東坡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隻要經濟上稍稍過得去的家庭，他們在院子裏，往往留有一塊空地，栽幾根竹子，鑿一個小池，池裏栽幾株荷花，或者養幾條金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