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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的生活，處處盡是藝術，盡是文學。單純、淡泊、和平、安靜，讓人在沉默中去體味，感受怡然自得。身處亭台樓閣之間，可以自遣自適。日常家庭生活的文學藝術化，在宋以後，已不是貴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體都能向此上進。
錢穆的這種分析，有一定的理想成分在其中，但是從曆史記載來看，宋代的平民“追星”的風氣卻是不亞於今天，而他們所追的明星，正是如蘇東坡、司馬光這樣的大文學家、藝術家。
據史料記載。蘇東坡在當時就極受歡迎。他寫得一筆好字，人人都喜歡向他討墨寶收藏。直到今天，蘇東坡隨手寫的題跋，還存有六百多件。據說有一回，蘇東坡的帽子被風吹歪了，他走在街上渾然不覺。被行人看到後，大家競相將帽子斜戴，效仿大文豪。而司馬光在當時也很有聲望，除了他六歲砸缸那件事，人們還知道他是一個能吃苦寫書的人。有一次，司馬光去拜訪一個朋友。那個朋友的四鄰街坊聽說司馬光要來，都爭著要進門一睹大家的風采。結果，那位朋友的房梁都被擠壞了。
民間追星的風氣，也可以看作是大家對風雅的積極追求。所謂上行下效，宋代也出了一個兩千年三百多位皇帝當中最賦藝術氣質、最才華橫溢的藝術家皇帝，那就是宋徽宗趙佶。
沉溺於藝術當中尋找人生的樂趣和意境，也與中國對道德的注重有關。三從四德、三綱五常、九倫十義，這些在蒙學《三字經》當中就已經出現。而在《三字經》出現之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也已經成為時代教育的主題思想，講忠孝、仁義、廉恥、節操，這些好像一條條的道德繩子，把每個人縛得緊緊的。中國人的人生可說是道德的人生。
正因中國社會偏重道德這一麵，詩文字畫就成了平衡這種道德束縛。“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一般文學藝術，使你能暫時拋開一切責任，重回到幽閑的心情，好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情景，安閑從容地在欣賞著大自然。中國的藝術、文學，和中國的道德人生調和起來，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中庸》上曾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現代文明，主要在科學上，但他們的科學隻求盡物性。中國自春秋戰國到漢、唐、宋、明各代，可說是注重求盡人之性。錢穆說中國文化是藝術性的，而西方則是科學性的。就連中醫，也偏藝術性，從人身生理學上發明演進。而西方醫學，則從人體物理學上發明演進。
我們的四大發明，都側重在藝術上的運用，火藥用作煙花，造紙印刷用以傳承詩文，指南針用作研究陰陽五行，藝術最終又服務於我們的生活，說到底，我們還是講求享受現實的人生的，這就是我們的信仰。
曆史注腳：
藝術之宋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朝大力倡導文治而抑製武功，儒學複興，社會上彌漫尊師重教的風氣，政治也較開明廉潔，終宋一代沒有嚴重的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曆史上也相對較少。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曆史上文藝複興與經濟革命的也頗有人在。
四君子
明代畫家黃鳳池輯有《梅竹蘭菊四譜》，梅蘭竹菊從此被稱為“四君”，以標榜君子的清高品德。文人高士，常借梅、蘭、竹、菊來表現自己清高拔俗的情趣，或作為自己品德的鑒戒，到宋代更為盛行。四君子的圖像多以窗花、屏風、扇葉、彩繪等形式出現，各種形式的四君子圖案紋樣，一直流傳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