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4)
文人不著政治書
一提到政治思想，現在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民族主義”，這些時髦的詞彙都來自西方。而西方人最喜歡說的“主權”，似乎和我們“八字不合”，這一點錢穆也詳細地討論過。主要是中國人講政治，喜歡講責任和道德，而很少討論到主權之類的概念。從整個政治發展史來說，一些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政治理論書，也都來自西方，而我們的曆史上，很少有純粹的政治理論書留下來，這是為什麼呢？
錢穆說，這是因為中國的曆史演進和西方有所不同。我們讀希臘史，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都有他們一套政治思想寫在書上，但他們在政治上並沒有辦多少實事。
柏拉圖的政治代表作是《理想國》，其中，柏拉圖設計了一幅正義之邦的圖景：站在城中高處能將全國盡收眼底，國人彼此麵識。他將理想國中的公民分為治國者、武士、勞動者3個等級，分別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3種品性。統治者依靠自己的哲學智慧和道德力量統治國家;武士們輔助治國，用忠誠和勇敢保衛國家的安全；勞動者則為全國提供物質生活資料。柏拉圖甚至設想在建國之初就把所有10歲以上的人遣送出國，因為他們已受到舊文化的熏染，難以改變。全體公民從兒童時代開始就要接受音樂、體育、數學到哲學的終身教育。教育內容要經嚴格選擇，荷馬、赫西俄德的史詩以及悲劇詩人們的作品，一律不準傳入國境，因為它們會毒害青年的心靈。
而柏拉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對100多個城邦政製分析比較，認為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他說城邦是至高而廣涵的一種社會團體，批駁取消私有財產和家庭的主張,評析當時的各種政製。提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是最穩定的政體等。《政治學》被公認為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創之作。它所建立的體係和一係列政治觀點，對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
可以看出，這兩位政治理論家的著作，都帶有很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將10歲以上的人全部驅逐出境，建立一個思想全新的國家，這顯然是難於操作的。而我們曆史的政治家則不是如此。
譬如最早的政治家周公，他也有一套政治思想，然而沒有著作，曆史上沒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論書。而流傳到今天的《尚書》中的《西周書》，錢穆提到過這是整個《尚書》中最可信的部分，其中就包含了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論。
近代的中國人，往往說中國沒有成套的政治理論，沒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因此認為中國的傳統政治不行。在中國以往著作裏，很少有專講政治理論的書，也很少專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這並不是中國人對政治無理論、無思想。因為中國的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用不著憑空著書，脫離現實，來完成書本上的一套空理論。
錢穆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理論，早和現實政治融化合一了。比如皇帝和宰相分權、仕途必經察舉和考試、田租力求減輕、商業資本要加以節製、國民兵役要到二十三歲才開始……這些曆來的政治方針，就體現著文人的政治理想。
曆代的大政治家中，文人與政治結合得最典型的要數南宋的王安石王荊公。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王安石很快由參知政事升任為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
王安石重視理財，大力發展生產，他不讚成國家過多地幹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變法派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他科舉、學校教育製度也進行了改革，並且親自著手編寫了新的教材。但是王安石的變法，最終還是在保守派的圍攻之中失敗了，兩次罷相之後，王安石鬱然病逝。
王安石是一個文人政客的典型，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但是他留給後世的，是一係列的詩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身份。他的《上仁皇帝言事書》、《答司馬諫議書》中，以及他撰寫的《周禮義》、《書義》、《詩義》中，都有他的政治思想。但是他卻沒有寫過一本《論改革》之類的政治理論書。
中國曆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通典》中，第一項製度是“食貨”，第二項是“選舉”，第三項是“官職”。隻從這三項製度來講中國的政治理論，已可講得很扼要，很透徹。所以說，中國雖然沒有純理論的政治書，卻實在是一個政治高度發達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