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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自小就崇拜司馬遷，他相信沒什麼比曆史更能寄托中國人的智慧與情感。在抗日戰爭最為激烈的年月，錢穆手不停揮筆寫史，它跨越了幾千年的風雨，不斷重演著外族入侵與被同化的曆史，以及中國人在麵對外來挑戰時所表現出的氣節與機智。在一個西方世界占據優勢的時代，當中國正在跌落自信的穀底時，錢穆希望我們對自己的曆史保持著“溫情與敬意”。
如今的社會中，也充滿了重振儒學的口號，但這種重提舊事的方式，與當年毅然拋棄的決絕毫無二致。風範可以被傳遞，卻不能被機械地模仿。如今的中國傳統看起來就像是博物館中的展品，人們不知道如何賦予它現實的生命力，唯有錢穆的那份莊重而溫情之意，可以喚醒它們的靈魂。
曆史注腳：
許知遠說近代
作家許知遠在回憶自己對曆史的理解時說，他們那一代人都覺得線裝書理應被扔進茅房，儒家禮教中隻寫滿了殺人，傳統中國就是裹著小腳的媳婦……到處都說著“傳統”與“現代”，“似乎真的存在著那麼一個決定新與舊的時刻，在它之後帶有現代意味的都值得讚揚，而在它之前的都是阻礙。諸子百家、魏晉風度與現代中國的生活看起來毫無關聯，黑格爾或者石油大王比他們更有力地影響著年輕人的思想。”
錢穆在抗戰期間的著述
一九三七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5月出版。
一九四o 《國史大綱》上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6月出版。
一九四二 《文化與教育》，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清儒學案》，重慶，為國立編譯館寫，1942年稿成佚失。
一九四三 《中國文化史導論》，重慶正中書局1943年出版。
一九四五 《政學私言》(人人文庫)，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年11月出版。
孤獨的大師
錢穆後來雖在眾多知名大學任教，但他本人卻隻有高中學曆，這與他曾參與一場退學運動有關。
當時他在常州府中學堂，學校新上任的舍監陳士辛，不像前任舍監一樣對學生循循善誘，他教學生修身課，但卻無法與學生融洽相處。在年終大考前，錢穆所在的年級集體提議，要求校方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錢穆等五人是學生公推的代表，他們以集體退學相要挾，但是最後沒有得到學校的讓步。錢穆性格倔強，他毅然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8
在這次學潮的五位代表中，還有三位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寫了“叫我如何不想她”的劉半農；還有一位是瞿秋白，剩下的那個人是校長的三弟。
劉壽彭當時在同學中名氣很大。他曾被舍監陳士辛召到屋裏談話，出來後在廁所裏大聲叫道：不殺陳士辛，我就不是劉壽彭！但他當時並沒有和錢穆同時填退學表，而是在期末考試後退了學。之後他到上海參加了新文化運動中的“星期六派”，後又被陳獨秀召去北京大學，改名半農，是提倡白話文的幹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