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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政府觀念裏，胥吏和道士、優伶一樣，另成一流品，沒有出身。不準做禦史，又不準考進士，結果隻有考生或秀才中沒有出路的才來當胥吏。錢穆說胥吏流品雖低，但他們對政治影響卻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紹興師爺”，早在元明時代已有了。他們的勢力，布滿全國。明代有一位理學先生陳幾亭，有一位朋友到紹興去當知縣，他寫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說：天下治亂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紹興人，這些紹興人雖在中央政府辦文案，但他們的父兄都還在紹興。希望你到紹興後，能多注意教化他們的家庭。把胥吏的兄弟子侄教化好，將來他們就可以影響胥吏。胥吏變好了，天下也就有治了。所以紹興是天下治亂的根本。
錢穆就很讚同陳幾亭的這番話，可以說他是說了擺在曆史這張桌子下麵的問題。一般談曆史的，隻注意桌子麵上的事。如宰相怎樣，六部怎樣，而沒有注意到桌子底下的力量，胥吏就是桌子底下的力量。直到晚清光緒年間，還有人說：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裏，銓選則可疾可遲，處分則可輕可重，財賦則可侵可化，典禮則可舉可廢，人命則可出可入，訟獄則可大可小，工程則可增可減。中國政治界裏胥吏所經管的，不外此七項，而政事中要說最主要的，也就隻在這七項當中。吏胥是專門執行這七項的人。
胥吏是“職業政治家而擅有專門知識的”，但當時官場又看不起這些人，這些人也自認流品卑汙，潔身自好也脫不了胥吏的流品，不如拿著政治當玩物。於是就舞弊作惡，膽大包天。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法製曆來彈性很大。有時候皇帝高興，天下大赦，有時候皇帝要嚴打，就小題大做，以儆效尤。這種彈性也使胥吏有機可趁，上下其手。
明清兩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事都交給師爺、吏胥去辦。各衙門都有師爺，他們四麵八方都有朋友，也是江湖老手了。而管官的官卻都是科舉出身，像剛出世的小綿羊一樣，哪裏懂得官場上的規則。一個官到了衙門裏，至少需三四個月或一年半載，才能掌握詳細情況，而吏胥往往會起來反對他，暗中作梗。這種事情，從明代起，就有了，而直到清代，日甚一日。錢穆說正是因為官吏流品有清濁，才有這種對立。
當然，在上麵流動的叫清流，在下麵沉澱的是濁流。隻要作了吏，混入濁流，就再難翻身洗清。隻要你身在胥吏流品中，縱然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還是一個胥吏。這種默認的社會規則是可怕的，壓得胥吏不自愛，不向上。這樣的政治也是地方行政的失敗。
曆史注腳：
流品
教書人是一種行業，衙門裏辦公文作師爺的也是一種行業，但這兩種行業之間，卻顯分清濁高下，這就是流品觀念在作祟。又比如說文官武官，一樣是個官，官階品位也相等，但在流品觀念下，文官武官又顯然有分別。我們也說“三教九流”，“九流”裏麵又分出上、中、下來，這是“中國特色”，想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英文可能很困難，隻有中國人才能理解。
張之洞與師爺
師爺雖然是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但並無官銜職稱，不在政府體製之內。師爺和公務員實屬雇傭關係。明代，師爺作開始萌芽。清代師爺非常活躍，上自督撫，下自州縣，都聘請師爺輔佐政府事務。晚清事情，曾國藩幕府人才鼎盛，形成近代軍閥幕府，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由於師爺並不是朝廷認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務派官員張之洞上奏呼籲改革師爺製度，他的建議被采納，師爺的曆史就此終結。所以可以說，張之洞是師爺製度的終結者。
劃行省中的不祥“省”字
今天我們說“湖北省”、“四川省”，這種稱呼我們習以為常，並不去多想“省”字的意思，但是錢穆卻多次說，“省”這個字是不祥的，不應該用在行政區劃上，對此，他有他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