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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注腳：
周公講政治
周公隻講文王不講武王，武王用兵得了天下，而周公反而不講他，這裏便體現了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重過“事”。周公製禮，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在《詩經·大雅》中，文王的功德就被反複讚頌。周公講了文王，還講後稷、公劉。在《論語》中，也是稱文王比武王偉大，孔子是理解周公的用意的，也抱有同樣的政治主張。
《尚書》
曆史的疑問，需要有曆史資料才能回答。《尚書》是一部將上古曆史文件和古代事跡彙編在一起的書，其中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書》也被文學史家稱為我國最早的散文總集，和《詩經》的文體並列。但在它的散文中，絕大部分是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也有對美德的褒揚稱頌等。《尚書》所錄，為虞、夏、商、周各代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獻是據傳聞而寫成，不盡可靠。
恰是一個太講法的社會
我們曆來倡導的是“以德治國”，直到近代，西學東漸，我們開始講究以法治國。作為一個人情大國，似乎我們很少講法，也不太看重法律。但是錢穆認為，我們並不是一個不講法的國家，恰恰是一個有著古老的講法曆史的國家。
例如，宋太祖趙匡胤開國之初，恰逢三個宰相相繼去職，太祖欲派趙普為宰相，但正常的程序，皇帝詔敕一定要經宰相副署，而此刻舊宰相既已全體去職，一時找不到副署人。宋太祖召集群臣會商辦法，當時有人獻議說：“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經宰相副署，是在甘露事變時，當時前宰相已死，皇帝臨時封派宰相，就由尚書仆射參知政事來蓋印。現在我們可以仿唐代的方式來辦理”。但同時就有人反對，說“唐代甘露事變用這種方式，是因為亂時，隻好變通權宜出這樣的辦法。如今大宋升平，不能相唐代亂世那樣。”就這樣，再三商討，還是決定由當時開封府尹副署蓋印。
當時宋都設在開封，開封府尹等於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時的南京市長。當時的開封府尹是趙匡義，是宋太祖的嫡親胞弟，也是後來的宋太宗；他蓋了印，才算完備了這一詔敕的法定手續。根據這一點看，中國過去的政治，不能一切全由皇帝專製，全無半點法律的精神。它也自有製度，自有法律，並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誌來決定一切。類似於這樣的事情，曆史上並不少見。
又比如，在明代，皇帝有內閣做參謀，但是內閣並不是真正的宰相，隻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明代有名的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曾是神宗萬曆皇帝的老師，等神宗登基之後，張居正是當朝皇帝老師，又是內閣大學士，所以權傾朝野。當時皇帝隻有十來歲，少不經事，所以國家上下的很多事情，都由張居正來打理。
然而張居正也見不到他的學生神宗的麵，大學士照政製論，無法主持政令。於是張居正隻有同司禮監的太監往來，才能施展抱負，策動當時的政事。當時朝臣都反對張居正，說他既然不是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長，就不該弄權專政。
這些人對他的批評可謂說到了要害。當時，尚書六部才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長官，他們隻須聽命於皇帝，並不用聽命於內閣。假如內閣和六部發生了意見，六部完全可以說：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該管我們的事。從正統的觀念來說，不該管的事而管，不該攬的權而攬，這就是權臣，而非大臣。
而明代的製度，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宰相。明太祖在洪武年間就把宰相胡惟庸殺了，也不許後人立宰相。當時的六部尚書和七卿九卿，才是名正言順的大臣。反對張居正的人，他們認為部院分理國事，理當受皇帝節製，張居正做內閣大學士，隻是皇帝私人顧問，不該借著這一點關係正式出麵來幹涉部院，那是越權。
張居正要各衙門奏章公事每樣備兩份，一份送內閣，一份送六科給事中。但是內閣不像六部的給事中，是無權過問奏章的，張居正的做法動機雖好，還是犯了當時的法，所以很多人不服他。當時有人反對張居正，張居正隻有向皇帝去辭職，他說他“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這幾句話，正說明了他自己也覺得自己的身份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