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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方說明清兩代的師爺，他們經手一切文書簿籍、例案掌故，於是趁機操縱這些來束縛他們的上司。就算長官賢明，也無奈他們何。錢穆說，這是法律製度的病，而不是人的病。
現代都說中國人不講法，在錢穆的眼中，中國政治的傳統毛病卻恰恰就在太講法，什麼事都依法辦。孔子說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政令不行”，這其中的“名”就是一種法律認可的名義。我們往往太講究這種名正言順，而誤了事情。
曆史注腳：
權臣與弄臣
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觀點上是大有分別的。大臣是在當時的製度上有他正當的地位，受到製度的保護。在中國傳統製度下，宰相可以過問任何事情，假如他不問事，不當權，這就是他的失職，是無能。但是若非宰相，而問事攬權，就是奸臣、權臣。權臣弄權，這是違反國法的，也是違反政治上的傳統道德的。
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
儒家強調主要依靠道德、禮儀教化手段並由聖君、賢臣來治理國家，法律（刑罰）隻能作為輔助手段。主張“德治”、“禮治”或“人治”，反對“法治”，實行“德主刑輔”。
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認為國家應實行“無為而治”，他們既反對儒家的“人治”，也反對法家的“法治”，提倡以道為核心的自然法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所講的法是包括法律、道德等所有規範，他們從“兼相愛，交相利”，即從人們互愛互利的社會信念出發，主張以“天的意誌”作為法的根源，以天為法，順法而行。應重視生產和節約，才能抑製犯罪；要求選拔賢才公正執法。
由商鞅、韓非等人為代表的法家提出與儒家相反的法家思想，他們強調法律及其強製作用，而輕視聖賢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張“法治”。那時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以加強君主專製和嚴刑峻罰為基礎的，不同於西方17～18世紀反封建專製、反酷刑的法治。
三 曆史第一冤案：“封建專製”
並不存在的“封建”
要說翻案，錢穆為中國曆史所翻的最大一案，莫過於他否認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君主專製。他自稱“作者將不憚反覆對此問題作辯護”。的確，無論是在他的《國史大綱》、《曆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當中，還是在他其他散文、演講稿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聲聲稱，中國並不是一個有兩千年封建帝製的國家。
秦朝以後中國的傳統政治，保留了一個君職與臣職的劃分，可以說就是王室與政府的劃分。在漢代，內朝指王室，外朝指政府。全國財政收入，屬於大司農的歸政府，屬於少府的歸王室，這一劃分，曆代大體都保持了。宰相是政府領袖，中國傳統政治內宰相的地位和職權，便表示皇權不是獨大的。
就西漢來說，皇帝的秘書處“尚書”隻有四員，但宰相的秘書處卻有十三個部門，這十三個部分組織龐大，全國一切行政，都在宰相的掌管之下。後代尚書六部二十四司，在此十三曹中都已包括。每一曹的職權，幾乎與後代的專部大臣一樣。但他們俸祿很低，隻有百石，還不及一個小縣長。
這十三曹的長官，並不是政府的正式官，他們相當於封建時代所謂的陪臣，但他們在當時的威望極高。上自各部部長及省主席，下及社會賢達，都可由宰相自由聘任。宰相的權力如此大，自然也就有很多人願意給宰相當個陪臣了。官職吏職，在當時觀念上，也並無高下清濁之分。
據《通典》載，漢代宰相府不設門鈴門鼓之類的東西，表示相府對社會開放，人人有事，便可直接到相府去。相傳有某宰相，他曾有一個名叫宜祿的門衛，後來人民到相府，就隻喊一聲宜祿，便可以引見宰相，說明自己的事情。
到唐代，宰相的職權更是劃分得明白。全國最高政令，名義上由皇帝頒發，在法理上，則全由宰相擬定。最高議事機關稱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須用皇帝詔書名義頒布的，事先由政事堂開會議決，送進皇宮皇帝同意，然後由政事堂蓋印發下。如果沒有政事堂的蓋印，就算不得詔書，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