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5)
宋太祖時候，他要任命宰相趙普，但是沒有原來的宰相簽名就不行，最後商量了很久，才達成一致。宋代的相權比唐代要降抑。宋代的皇帝在頒布詔敕上，獲得了更大的發言權。但這並不是說宋代皇帝便可獨裁專製。
當時皇帝要立一個後妃，宰相李沆把詔書燒了；皇帝不根據宰相的建議書，由內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還了。這些故事，在宋代曆史上不在少數。直到蔡京當宰相，他才開始“奉行禦筆”，這是說，宰相不再自己出主意。蔡京是中國史上典型的權臣與奸相，不過縱然如此，皇帝的命令依然須由蔡京蓋上宰相印，才能正式執行。
但宰相也不能是獨裁宰相。
王安石當宰相時，要擢用一新官，負責起草命令的人不同意，把宰相手條退回了，自請辭職。宰相答應他辭職，第二第三個負責人照樣把宰相手條退回。王安石固執己見，繼續把這些負責起草人罷免，前後七八個，沒有人肯為宰相正式起草，終於臨時覓得一個代理官把此手續完成了。這並不是王安石寫不出來，而是中國傳統政治在法理上的職權規定。當時人都反對安石，王安石的新政也多半失敗在他的剛愎自用的姿態上。
明代，明太祖在中國傳統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創古未有的大翻案，那就是正式下令廢止宰相，改用內閣大學士。照法理論，內閣大學士的身份決非真宰相，但當時實際情形，內閣大學士卻漸漸變形站到以往傳統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學士身份而真正執行宰相職權，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講是越權的，張居正便吃了這個虧。
近代中國人，一麵高唱要模仿西方法治精神，一麵又崇拜西方的所謂變法事業，於是高捧王安石和張居正，認為他們是中國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而把當時反對方麵全罵為黑暗守舊頑固。錢穆認為，這樣的評價不公允，因為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是破壞了政府職權劃分的人，說到底，他們沒有建立好、維護好一個可以行之有效的政治體製。
清代政治真是一種君主專製的政治，但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以及政治習慣，還是在當時龐大的政治組織中存在，使滿清政權，也不能把以往傳統全都推翻。因此還有許多不能由清帝專製來推動行使。滿清尚且不是近代人所說的黑暗萬惡的封建腐朽社會，更何況以前還有著宰相政府的朝代呢。
曆史注腳：
真正的封建社會
在錢穆看來，要說中國曆史上真正的專製政治，除了元，清代是第二個。清代內閣大學士閑置了，把皇帝辦公廳改移到皇宮內部南書房軍機處。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書房軍機處發出，可以直接發給中央乃及地方各機關各行政首長。而這在曆代都是不可能的，政事必須要公議才能執行。清代把封駁權取消了，等於皇帝獨大，這才是封建的專製。
王安石的負麵影響
林語堂在寫《蘇東坡傳》的時候，提到了宋朝的禦史台和諫官。雖然他們沒有任何法律保護，但他們自認為應當隨時向皇上直言政策的得失，而一般來說，皇帝也自認為應該接受這種監督和提醒。直到王安石鐵腕變法，禦史台的職員被大量裁減分配，破壞了監督組織的信心，人們反對變法的心聲才日盛起來。也就是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又回到不談國事的狀態中去研究學問了。
最懂政治的中國人
中國人的政治才能實應遠超於外國人之上。
這是錢穆先生在總結中國的傳統政治時下的短語。這不是盲目地誇耀，什麼懂政治和懂音樂、懂種田一樣，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這隻是我們的民族性格使然。也可以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想不關心政治都難。
比如說，我們的傳統倫理，不僅要求我們在家孝順父母，更大的倫理，應該是能治國、平天下。中國人的傳統政治，也在這大倫理當中。我們這樣一個大統一的國家，可以直傳四千年直至今天，其中有多少政治思想可以說，有多少農民起義、忠臣殉國的典故可以講。但是在五四運動前後的那個幾十年中，我們今天所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傳統政治。
我們曆史上沒有專門的純理論的政治書，但是我們有《唐六典》這樣的史書。書中對當時政府各部門、各組織的政權及人事分配，均有詳細規定。這本書成為中國曆史上行政法規的巨典，此後宋、明、清各代，均奉為圭臬。千餘年來，國家推行政務，大體以此書為典範。
中國曆史上關於政治製度方麵有兩大名著，一為《周禮》，另一本即是《唐六典》。但是《周禮》為中國先秦時代人的烏托邦，是一種純理想政府，也可以說是一部理想的憲法。而《唐六典》一書，是對唐玄宗當時的具體事實與現行製度的記載。將政治理想全部製度化，而沒有絲毫理論的痕跡，隻見具體而嚴密的客觀記載。我們讀此書，便可想見中國古代人的政治天才，不落於空談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論化成具體事實而排列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