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令人恐怖的是——麵包車油表的紅燈不斷閃爍。
沒有公共加油站
在中國大部分地區，計算機化的先進加油站已隨處可見。我最喜歡的是福州的一個加油站，設計得很像美國的航天飛機，貼有數百塊的白色瓷磚，光潔明亮，中國從私人住宅到多層辦公樓的外牆都貼著
這種瓷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花費數百萬美金，還是無法阻擋不了航天飛機的瓷磚一片片脫落，他們應該采用一片十五美分的中國浴室瓷磚。
在中國西部，汽油非常珍貴。直到豐田車跑得冒煙了，我們才在一個破舊的瓦楞鐵頂小屋找到汽油，這是數百公裏內唯一的加油站。我用手泵把汽油從一個生鏽的大桶抽到另一個更加鏽跡斑斑的小桶，然後灌進車子的油箱，汽油灑在地板上，我也被濺了一身。這一過程中，六七個回民好奇地圍著我，手裏拿著點燃的香煙，一副視死如歸的模樣。
我又另外多裝了兩塑料桶的汽油，雖然危險，但總比被困在青海的凍土高原上好。爬升幾百米後，汽油桶膨脹起來，非常危險，車內煙霧彌漫。出於安全考慮，我定時鬆開蓋子，緩解桶裏的壓力，但也差不多讓車內的人窒息了。
青海的沙漠是一片幹旱而毫無生機的平原，廣闊而貧瘠的鹽堿地被荒涼的石峰環抱。雲朵從南邊的西藏逶迤飄來，深藍色的蒼穹雲翳翻卷，低垂的積雲似與蓋著皚皚白雪的山脈相連。我這才明白為何英語的“cloud”（意為雲）源自古英語的“clud”（意為“岩石”或“山丘”）。一會兒是天邊的雲彩狀若群山，一會兒是連綿的山脈貌若浮雲，虛虛實實，真假難辨。思及要駕著豐田在此神秘之境爬上五公裏高
的隘口，我就惴惴不安，尤其是汽油再一次告罄。
午夜時分，我們終於抵達格爾木——連接西藏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商業和交通樞紐。我們希望能在登上巍峨的昆侖山和唐古拉山進入西藏前，休息兩晚，但酒店員工說：“隻能住一晚。”
黎明時分，我們在醫療用品店購買了兩袋橄欖色帆布包裝的氧氣，然後開往格爾木檢查站。幾個星期以來，我對格爾木檢查站一直心存恐懼，因為害怕會被禁止通行，但我的擔心毫無根據。三個年輕的守衛大搖大擺地走出棚屋，然後霎時停下腳步。興許他們從未見過一個外國家庭在毫無陪護的情況下，駕著來自福建沿海的麵包車出現在世界屋脊的入口處，車子兩邊還印著“廈門大學”的字樣。
三人很快恢複鎮定，像對待中國司機一樣，要求我出示駕照檢查，但沒有要求我再出示其他證件。他們問了十幾個問題，但更多出於善意的好奇心而不是懷疑。最後，他們微笑著祝我們一路平安，抬起紅白條紋的路障，通往世界屋脊的最後一程便出現在我們麵前。
生命線
從格爾木到拉薩的路程相當磨人，但我沒有怨言。這條路能建成已是一個奇跡，保養也並非易事。它全長一千一百六十六公裏，盤旋於海拔四千到五千米之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即使是最低點也不低於美國大陸的最高點。地勢崎
嶇異常、氧氣稀薄、狂風不絕，山體滑坡頻發，氣溫常驟降至零下三十攝氏度——這裏是冰雪交加的苦寒之地，除了英勇的築路工人（多年後我有幸在見到並采訪了其中幾個），無人在此定居。
1951年之前，從拉薩到四川，需要坐犛牛，耗時一年。事實上，為我和蘇珊主持婚禮的大衛·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博士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騎馬到過山中要塞。直到20世紀50年代，無數中國軍人捐軀建路，西藏在地理上與世隔絕的狀態才宣告結束。這條公路被稱為“最高公路”當之無愧，因為沒有其他路的海拔比這條路更高。軍人前仆後繼（許多士兵犧牲）終於把路修成，然而凜冽的北極風和低溫會對凍土地基造成破壞，養路工人稍有馬虎，西藏便會重新陷入閉塞境地。
每隔幾公裏就有養路工人冒著雨水和冰雹艱苦勞作，守衛這條與外界相連的脆弱生命線。這是我能想象的最艱苦的生存環境，但幾乎每個看見我們經過的人都會微笑著向我們揮手，用普通話和藏語高聲打招呼。孩子們很快學會了西藏的問候語：“紮西德勒！”
林正佳與青藏鐵路工程
良好的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關鍵，這些善良勇敢的養路工人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當之無愧的英雄。但是我不怎麼喜歡這些迂回曲折的道路，總有笨重
緩行的西藏卡車拐彎時陷入沙坑和泥淖，路況比內蒙古的沙坑還要糟糕，就連軍用吉普車也會陷進沙坑和泥淖，深及車軸。我能成功避開隻是因為我從十五歲就開始開車了（我當特工時接受過“進攻型駕駛”培訓，這可能也有幫助）。
我以前一直認為司機不會暈車，但我錯了。上下顛簸、左拐右繞、高原反應、暈車症狀，還有從膨脹的塑料油桶裏冒出的煙霧，連我這老司機都感到惡心想吐。每隔幾分鍾就得停車放人下來嘔吐，大約十小時後，我提議說我們還是放棄，改去四川吧。蘇珊把氧氣袋抱在胸前，一邊吸著氧氣，一邊說：“我們都走了這麼遠了。向西藏進發，不成功便成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