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淘汰出局
回到20世紀60年代我上學的時候，實踐課十分普遍。我至今仍對五年級的實踐課記憶猶新。我上課的地方是一間帶有卷簾車庫門的工業風的工作室，裏麵有一個木製工作台和一個專門用來放置膠合板、木屑的大垃圾箱。圓頂鋸、錘子、鉗子、螺絲刀和分孔鑽頭按照從大到小的次序整齊地掛在釘板上。正是從那裏開始，我學會了如何使用工具、製作東西。（我的第一件作品是一艘木船，可惜，它沒能在水上漂浮起來。）
我還記得自己對實踐課發自內心的喜歡和尊重，每次上課都專心致誌。每節課結束前，我們都會將工具放歸原處，然後把散落在地上的、像是理發店地板上的卷發一樣的木屑打掃幹淨。在家裏，我的房間卻總是個“重災區”。媽媽每次都會以不準我看電視或是克扣零花錢作為威脅來讓我清掃房間。可是，我隻在實踐課上非常配合，聽從老師帕特裏亞爾卡先生（Mr.Patriarca）的指令：要收拾得比你進來前還幹淨。我喜歡帕特裏亞爾卡先生，不僅因為他同意了我和另一個對此感興趣的女孩的上課申請，而且因為上他的課是我一天裏的高光時刻。
與此同時，學校會為女生開設家政課。從19世紀開始，這類課程旨在教授女生掌握家政藝術，譬如烹飪、縫紉、園藝、養育孩子
和平衡家庭收支。很多人可能以為我討厭這類課，畢竟我那時是個喜歡車間實踐課的假小子。其實不然，隻要是動手的事情，我都喜歡。
到三年級，我們有了刺繡課，學習如何使用針線。今天，有些孩子已經不知道如何穿針引線或是縫紐扣了。四年級時，媽媽送給我一台可以縫製東西的玩具縫紉機。縫縫補補成了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我還用它縫製過學校戲劇表演的演出服。到七年級，我們開始使用真正的全尺寸縫紉機。這可真是激發了我的技術頭腦。我們在一間每張桌子上都放著一台縫紉機的特別教室裏上縫紉課，我每一次都迫不及待。伊萊亞斯·豪（Elias Howe）是我最喜歡的發明家之一，正是他獲得了平縫縫紉機的首項專利。他設計的縫紉機可以將線從針頭連接到下方的梭芯。對那些傑出的發明家和可視化者，無論他們從事什麼行業，我都有一個特定的稱呼：純粹的“聰明的工程部門”。我喜歡描摹圖案、測量布料、準確裁剪以及最後的縫製過程。後來，我將在這門課上學到的技能運用到了組裝牲畜處理係統上。可以說，我到今天仍在使用的一些技能可以一直回溯至當年的縫紉課。烹飪課也一樣。我們在烹飪的過程中學會了如何稱量和添加配料。測量液體體積更是不在話下，無論是一杯牛奶還是容積
為3800加侖#pageNote#0的浸漬槽中的浸漬液。
我上學時還參加過戲劇課，選的是我擅長的幕後工作。高中期間，我每一年都會進入劇組服務，後來還參與製作了吉爾伯特和沙利文#pageNote#1在1857年創作的喜劇作品《陪審團的審判》（Trial by Jury）。舞台上的陪審團包廂和法官席都是我用硬紙板和膠合板搭建的。我給它們塗上稀釋過的顏料，並用墨水勾上黑線，讓它們呈現出了一種木頭的質感。這類課程為那些具備技術技能的孩子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機會，同時也為像我一樣喜歡照明設計和布景搭建的“怪孩子”們提供了彼此認識的機會。
如果你在20世紀90年代或之後的美國公立學校讀書，那你肯定不記得有這類課程，因為它們基本上從那時起就被取消了，連帶被取消的還有藝術、戲劇、焊接和汽車機械等課程。當然，各個地區會稍有差異。這種政策的高峰期出現在2001年。尼基爾·戈亞爾（Nikhil Goyal）在他的著作《受審的學校》（Schools on Trial）中曾對此多有批判。他指出當時號稱“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的教育改革法案“像海嘯一般徹底襲擊了美國的教育業”。如今，學校不僅取消了動手學習的實踐課，還切實擁抱了一種教育理念，即學習是為了參加考試。如今，這
種“為考而教”（drill, kill, bubble f ill）的教育方針已大行其道。美國聯邦教育體係過去20年累積的遺產，從“不讓一個孩子掉隊”到“讓每一個學生成功”，已經塑造了一種過度強調應試教育、剝奪學生參與多方位課程權利的文化。
通過以提高全美學生成績為目標的綜合測試，美國的教育體係將那些不適合標準化測試的課程逐一精減。戈亞爾寫道：“藝術、音樂、科學和曆史的教學時間從三年級開始縮減，因為可用於標準化測試的內容基本上教授完了，而這些科目往後是無法進行整齊劃一的標準化測試的。”2015年，美國全國教育協會主席莉莉·埃斯克爾森·加西亞（Lily Eskelsen García）和全國家長教師協會主席奧莎·桑頓（Otha Thornton）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指出：“資源極度有限的學校往往最有可能刪減曆史課、藝術課、音樂課和體育課，僅僅因為它們不是綜合測試的必考科目。”
在我職業生涯的頭20年裏，所有的工程及建築圖紙都是手繪的。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整個行業開始轉向計算機製圖。我也因此在圖紙上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譬如圓心位移了，或者用於加固混凝土的鋼筋被遺漏。圖紙開始普遍缺乏細節，變
得更像是示意圖。許多在計算機上學習設計的人從未拿起過一支鉛筆，從未親手觸摸過一張繪圖紙，也從未親手搭建過一樣東西。
我曾經與一位實習醫生有過一次令人不安的討論。他說他們中的有些人因從未使用過剪刀而很難掌握切口縫合技巧。伊利諾伊大學的移植外科醫生瑪麗亞·西米奧諾（Maria Siemionow）博士曾帶過不少的外科實習醫生。她將他們靈巧的雙手歸功於早年的動手操作。然而，很多孩子已經沒有動手操作的經曆了。西米奧諾博士本人從小就喜歡鉤編，還會用從雜誌上剪下的圖片製作精美的拚貼畫。《紐約時報》的記者凱特·墨菲（Kate Murphy）介紹過一位腦外科醫生，她在文章中表示對方靈活的雙手也許得益於早年的鋼琴訓練。考試成績也許並不是用於挑選出擅長複雜手術的醫生的最佳方式。
在與諸多父母的交談中，我發現動手能力差的孩子大多在地下室裏玩電子遊戲。說實話，如果我晚出生30年，我也可能成為電子遊戲迷。快速的視覺刺激確實令人難以自拔。研究表明，孤獨症患者可能更容易沉迷於電子遊戲。想要讓一個玩遊戲上癮的年輕人“戒癮”就需要具備同等吸引力的替代品。我知道兩個因學習汽車修理而成功“戒癮”的案例。修理真車、學習發動機知識遠比
虛擬的賽車遊戲更有趣。很多父母都抱怨無法讓孩子離開電子屏幕，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於父母本身就是“屏幕迷”。他們的沉迷使其在行使父母的權威時不是那麼有底氣。我的母親將我們每日看電視的時間嚴格限製在一小時之內。看電視在我們家是寫完家庭作業或幹完家務活的一種獎勵。如今，一些父母想盡辦法避免孩子情緒失控，情緒失控的確很可怕，但是孩子需要有機會發現自己的擅長之處，進而找到對自己來說有意義的工作。如果不離開電子屏幕，不多方接觸、多去嚐試，那麼孩子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現自己的興趣點。對我來說，讓我發現自己興趣所在的地方就是姨媽的牧場。
我經常出差，可是無論去哪兒，我都很少看到有人讀書、看雜誌。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大家都是“手機一族”。孩子大多在玩電子遊戲。我當然不是第一個留意到這一點的人。隻不過從我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這種沉迷與美國教育體係的失敗緊密相關。我們失去了訓練有素的工人，失去了動手能力強的人，而他們往往是視覺思維者。在電子遊戲上每花一分鍾都意味著我們的孩子在失去接觸汽車、飛機、各種工具和大自然的機會。大多數學生根本沒有機會發掘自己的擅長之處。將實踐課、藝術課、音樂課和家政課重新納入學校教育體係或許
會有助於改變現狀。
另一個能夠讓孩子接觸到不同的想法、探求未來職業方向的好方法就是實地考察。在我長大的過程中，實地考察可是一件大事。我第一次參觀汽車廠還是在上小學的時候。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自己看到氣動扳手同時擰緊車輪上5個螺栓的情景。我也對父親費力地用單向扳手更換輪胎的過程記憶猶新。我對螺絲扳手、千斤頂和杠杆充滿好奇。這說明我的機械才能在當時已發揮作用。我會盯著看好幾個小時，驚訝地發現機器瞬間就能完成父親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事情。我內心那個蠢蠢欲動的聰明工程師上線了。
然而，學校組織的實地考察成了“應試教育”的另一個犧牲品。在一份題為《實地考察為什麼很重要》（“Why Field Trips Matter”）的報告中，作者援引了美國學校管理者協會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該調查發現早在2010年，一半以上計劃中的實地考察就被取消了。這份報告還指出，參觀博物館會促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引發曆史共鳴和藝術興趣。尤其是對那些家庭背景不具備優勢的孩子來說，這些活動會帶來2～3倍的好處。實地考察次數的減少常常被歸咎為資金缺乏。然而，《紐約時報》的記者邁克爾·瓦恩裏普（Michael Winerip）報道
了紐約市的一位老師。她帶著幼兒園的小朋友去“人行道上實地考察”。她在大街上現場教學，讓孩子們生動學習數學和單詞，例如帶著他們一起觀察和研究政府設立的停車付費器，認識諸如停車和違章這樣的新單詞。她還帶著孩子們參觀了汽車修理廠、市政車庫、地鐵、市場、橋梁和醫院的急診室。整個過程奇妙且美好。所以，不一定非要去知名博物館或者紀念碑。我們需要的隻是好奇心和願意讓老師帶著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學習機會的學校管理層。
學校的負責人曾感歎道如今沒有多少老師願意這樣做，因為“考試壓力實在太大了，實地考察不會對提高分數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帶孩子實地考察是需要有長遠眼光的”。實地考察可以讓學生接觸到工廠、農場、磨坊、配送中心、專業廚房等不同的工作環境，讓他們直麵此前可能從未考慮過的職業選擇，以及讓他們了解日常事務的運作和形成方式。
我們時常會問孩子一個最沒有意義的問題：“你長大後想做什麼？”這是模糊的語言思維者的眾多提問之一。真正有意義的問題是：“你擅長什麼？”它才是激發興趣的起點。孩子需要廣泛接觸和嚐試才能發現自己的才能。我對此深表關切，原因有二。第一，我們剝奪孩子實地考察的機會，實際上是在讓他們走向失敗；第
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在瓦解這個國家需要的健康且多樣的勞動力。
在我看來，取消實踐課是迄今為止美國教育界的一大敗筆。無論是否有意為之，漠視動手能力的培養是在將整整一代的視覺思維者淘汰出局。他們的能力原本有望在實踐活動中得到蓬勃發展。對孩子來說，尤其是對那些是對象可視化者的孩子來說，整日坐在課桌後根本無法讓他們發現自己的特長。此外，對像我一樣的孩子來說，這也是一種折磨。我們未釋放的精力原本可以用來做事情和造東西，而這方麵的技能是需要從小培養的。沒有了實踐課，我們喪失了培養出出色的建築師、工程師或廚師的能力。我們在將設計師、發明家和藝術家淘汰出局。麵對未來，我們實際上需要有人建造和維修基礎設施，改造能源業和農業，創建應對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的工具，開發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我們需要有想象力的人創造出屬於下一代的解決方案。
本章討論的是將部分孩子淘汰出局所帶來的高昂代價，其結果實際上是在剝奪他們的未來。他們無論是被分流到特殊教育，還是在“一刀切”的標準化教學模式下喪失前進的動力，我們實際上都是在剝奪他們走向成功的機會。看一看坐在教室裏的每一個孩子，問一問每一位老師，基於標準化的“一刀切”顯然不適合所有
人。
我在意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原因是非常個人化的。作為一名孤獨症患者，我從小在接受教育時就需要麵對從個人發育到行為再到學業等各種層麵的挑戰。然而最終，無論是在工業界還是在學術界，我都實現了自己與動物打交道的夢想。我成為動物科學方向指導研究生的教授，並始終與學生們一起不斷提高我們對動物行為的理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我現在教授獸醫知識，但是我當時無法進入獸醫學院。為什麼呢？因為我在學校教育體係中早已被淘汰出局。
學習數學
我之所以會被淘汰出局是因為數學不好，這個原因聽上去也許過於簡單了。在低年級的時候，我能理解傳統的算術知識，因為我可以將抽象的數字與現實生活中的事物聯係起來，譬如通過比薩切塊來理解分數概念。依照20世紀50年代的教學方式，我的算術成績一點兒也不差。四年級學習使用量角器測量角度時，我也覺得很有趣。六年級時，我學會了如何將複雜的空間分成正方形、圓形和三角形來計算它的麵積。我後來從事了設計畜牧設施的工作，這項工作證明，掌握具有實用性的數學知識是完全必要的。
在開始學習設計以後，我擅長求圓的麵積。這對於確定諸如液壓缸和氣動缸的尺寸等至關重要。可是，我的代數一直學得不好。同許多對象可視化者
一樣，我無法掌握抽象概念，而代數恰好是關於抽象概念的。我上高中期間，老師曾一度試圖幫助我，可惜因為沒有能夠將這些抽象概念可視化的圖像，我始終也未能掌握。我理應直接跳過代數去學習幾何學和三角函數。如果一個問題可以轉化為視覺圖像，我就能理解。我正是通過將三角函數的概念視覺化來學習它的，譬如將其對應成吊橋上的線纜。換句話說，我需要看到每一個方程式在這個世界上可以真實對應的東西。
結果是我被淘汰出局。我因數學不好而不得不放棄一門物理課和一門生物醫學工程課，如此一來，也就喪失了進入獸醫學院和工程學院的機會。我不得不選擇對數學成績要求相對較低的專業，譬如心理學和動物科學。如果是在今天，估計所有的專業我都無法申請，因為它們對數學成績的要求更高了。我最近收到一名學生的電子郵件，他告訴我申請生物學本科專業需要微積分成績。說實話，要是我，根本不可能越過微積分這樣的障礙。微積分在我上大學的時候並不是生物學專業的必修科目。我在高中就喜歡生物，而且還學得不錯。
幸好，進入大學以後，我可以選修概率、矩陣和統計學方麵的課程來避免學習代數。即便如此，我還是在第一次數學測驗不及格之後立即得到了學校提供的輔導。成為教授之後，
我在工作中發現學生容易犯的最大錯誤就是總會等待太長的時間才尋求幫助。我大學時曾經每周約有兩個小時在數學教授的辦公室裏接受輔導。讀研期間，我還曾付費給另一位同學來輔導我。如果沒有這些額外的學習，我真懷疑自己能不能順利通過考試。為了避免讀博期間的統計學必修課不及格，我為每種類型的統計測試創建了真實研究項目的具體示例。這些示例必須是我能夠可視的東西，譬如比較兩種飼料對牛增重的影響、環境豐富性對豬行為的影響等。我相信隻要消除代數這個障礙，用幾何、三角函數和統計學等其他數學形式來代替，許多學生被淘汰出局的問題將會得到解決。
2012年，政治學家安德魯·哈克（Andrew Hacker）發表了一篇題為《是否需要代數》（“Is Algebra Necessary ？”）的專欄文章。這篇文章就像是一枚投進教育界的重磅炸彈。哈克批評了學校對代數這個科目的堅持。他指出，學校所教授的數學與人們在日常工作中所運用的數學知識嚴重脫節。他因此質疑為什麼要讓學生接受這樣的“考驗”，更何況很多人還會無法過關。他表示大多數與他交談過的教育工作者“將代數列為”了很多孩子無法完成高中學業的“主要原因”。
“強製要求數學成績，”哈
克寫道，“會阻礙我們發現和培養年輕人才。為了滿足嚴苛的要求，我們實際上在消耗他們的腦力。”哈克並非在提倡放棄基本的或標準的技能培養。在這一點上，我和他意見一致。作為一名與眾多的工程師、軟件開發人員、焊工、首席執行官和其他專業人士共事過的視覺思維者，我理解數學的重要性。但是，有不同種類的數學、不同類型的學習者以及在現實生活中的不同應用。問題是什麼有助於學生在職業道路上的持續發展。
2017年，埃米莉·漢福德（Emily Hanford）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嚐試解決更大的數學問題》（“Trying to Solve a Bigger Math Problem”）的文章，其中列出了一組驚人的統計數據：將近60%的社區大學生需要補習數學，是需要補習英語的學生的兩倍多。對四年製公立大學的統計數據也與之接近，有40%的學生至少需要補習一門課，33%的學生需要補習數學。也許，學生成績下降的原因並不在於知識掌握不充分，而在於教育體係的要求設置。兩年製的學院學習也要求代數成績。漢福德聲稱，一些教學方針的製定者開始質疑其中的邏輯。
哈克說：“沒錯，無論年輕人是否願意，他們都應會讀、會寫和會算長除法。”
的確，學生需要掌握最基本的技能，譬如寫作清晰，這很重要。然而，我最近發現我的一些研究生寫作能力很差，詢問過後才得知他們之前甚至不被要求寫學期論文。與此同時，之前的老師也從未糾正過他們的語法或是針對他們的文章給出詳細的評語。這顯然是不可接受的。無論在什麼行業，一個人都必須具備將事情寫清楚的能力。為了提高他們的寫作能力，我幫助學生修改期刊文章中的語法錯誤並要求他們重寫。一如哈克所說，沒有理由強迫學生“掌握向量角和不連續函數。我們不能將數學想象成每個人都應拉動的一塊巨石，而從來不評估其中包含的痛苦”。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前院長小克裏斯托弗·埃德利（Christopher Edley Jr.）肩負起了搬動這塊巨石的使命。他希望取消對非理工科學生的代數要求，以此縮小差距，提高畢業率。埃德利指出：“罪魁禍首是中級代數，這是一門高中水平的技術程序課程。大多數學生，無論是在學校還是生活中，永遠也不會用到它。”埃德利稱有17萬名加利福尼亞州社區大學的學生因標準化考試成績不合格而需要補習數學，超過11萬名學生無法按要求獲得副學士學位或升入加利福尼亞大學。不過，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開設了一個試點項目，
允許學生用統計學課代替代數課。結果，學生數學課的完成率大幅提升。埃德利希望這個試點項目能得到推廣。“不公平性以及法律問題依然存在，其根源在於對數學科目的要求有一個見不得光的秘密：要求設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
數學家保羅·洛克哈特（Paul Lockhart）在《數學家的哀歌》（“A Mathemati''s Lament”）一文中對現代數學的教學方法多有詬病。當然，他是為那些聽到“數學”一詞就畏縮不前，堅稱自己不擅長數學、討厭數學的人以及像我一樣擅長某一個數學分類的人說話的。我們大多數人要在高中時期上三四年的數學課，從幾何、代數2到三角函數、基礎微積分，再到微積分。洛克哈特寫道：“如果不得不設計出一種機製來破壞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和對製圖的熱愛，那麼我不可能比現在的機製做得更好。說實話，我實在缺乏設計出當今毫無意義且令人沮喪的數學教育所需的想象力。”2014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援引了一位紐約市中學校長的原話：“我擔心我們正在培養一代討厭數學的年輕人。”
愛丁堡大學發展心理學教授瑪格麗特·唐納森（Margaret Donaldson）在她的論文《學校教育與兒童思維之間的不匹配》（“T
he Mismatch between School and Children''s Minds”）中研究了教與學之間的脫節問題。她在文中探討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幼兒園和一年級的孩子能感受到學習的快樂，而很多人在進入高中之後會覺得學習無聊且反應遲鈍？“上學之初，幾乎每個孩子都有強烈的學習願望。然而，美好的開始卻走向了一個糟糕的結束。為什麼那麼多的孩子會產生厭學的問題？”
唐納森的研究與頗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兒童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的背道而馳。皮亞傑認為，兒童在7歲前對世界的認知理解是有限的。這個信念部分地促成了一個名為“保護任務”（The servation Tasks）的著名研究項目。它通過向兒童展示兩張圖片，觀察他們如何理解“相同”與“不同”這樣的概念。在第一張圖片中，受試兒童會看到兩行大小和數量完全相同的物品；在第二張圖片中，經過重新排列的第二行物品數量與第一行相同，但物品之間的距離更緊密。大多數的孩子直到6～7歲才能理解第二張圖片中的兩行物品的數量是一樣的。
唐納森及其同事詹姆斯·麥加裏格爾（James McGarri-gle）卻對皮亞傑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質疑。他
們認為並非兒童的理解能力不足導致了這一結果。他們設計了一項類似的測試，讓4～6歲的孩子看到一隻頑皮的泰迪熊重新排列了第二行的物品。借由“真實的演繹”，相當高比例的孩子給出了正確答案。兩項測試的對比結果是：前者的80人中有13人回答正確，後者的80人中有50人回答正確。唐納森從理論的角度指出，兩項測試的差異就在於後者通過一隻頑皮的泰迪熊讓孩子們看到了具體情景，物品不再隻是冷冰冰的測試用品。唐納森認為，“讓人類感到有意義的語境或情景”會影響我們的思維能力。想法或觀念需要經由與現實世界的具體聯結而被掌握和加以運用。
弗吉尼亞大學的安傑琳·利拉德（Angeline Lillard）對學齡前兒童的“玩耍”進行了研究。她發現“孩子們更喜歡做真實的事，因為他們想要在現實世界中有自己的角色”。利拉德的研究表明，即使是4～6歲的孩子，也喜歡真實的活動甚於假扮的活動。因此，如果老師在教授數學時，能夠將數學與現實世界中的工作或個人興趣如運動、購物甚至電子遊戲聯係起來，那麼孩子們或許會明白學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