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SAT的替代品和競爭者美國大學考試
（Ameri College Test，以下簡稱ACT）出現了。ACT和SAT極為類似，但是與SAT重在測試學生的認知及推理能力不同，ACT聲稱它的重點是學生學到的知識。ACT包括兩個部分：科學知識測試和40分鍾之內的一篇可選作文。因為缺乏學生被允許同時參加這兩項考試的對比數據，我們無法確知學生究竟在哪項考試中表現更出色，但是ACT和SAT一樣，都體現出了有色人種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成績上的落後。無論怎麼說，同時參加ACT和SAT也絕對是奢侈之舉，更不用說還有不少學生無力支付輔導或考試谘詢費用了。
美國公立學校的每位輔導員平均負責的學生數量是478名。伊麗莎白·A.哈裏斯（Elizabeth A.Harris）在《紐約時報》報道稱，這個比例幾乎是美國學校輔導員協會所建議數值的兩倍。根據美國教育部民政辦公室的數據，美國每5所學校中就有1所沒有輔導員。也就是說，美國有800萬名學生接觸不到輔導員。美國學校輔導員協會指出：“全美38個州對有色人種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又或同時對這兩種家庭的孩子存在欺騙行為。”根據教育培訓機構“普林斯頓評論”（The Prion Review）的說法，
係統崩潰的另一個指標是留存率低。許多輔導員在工作幾年後都會離開這個行業。
如今，互聯網業已提供了我在讀高中時根本無法想象的服務和資源。但是，互聯網無法替代能夠有效利用其服務和資源所需的個人經驗和判斷。一個家庭如果有能力，就會聘請昂貴的大學顧問來指導孩子完成大學申請，幫助孩子準備入學考試，甚至是代寫論文。與此同時，顧問們還會針對課外活動安排以及令人眼前一亮的暑期實習提供谘詢服務。目前，在教育谘詢業，能夠提供猶如凱迪拉克級別服務的頂級團隊就是“常春藤智慧”（IvyWise）。這家公司會為學生的整個高中生涯保駕護航，而它收取的費用高達10萬美元。在我看來，一切皆是生意。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的孩子被淘汰出局，不僅僅是視覺思維者。
與任何體係一樣，現實中的改變是緩慢的。不過，高等教育的變化正在到來。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帶領下，一些大學宣布他們將不再采用SAT或ACT的成績來選擇申請人。根據蘇珊·亞當斯（Susan Adams）為《福布斯》所做的調查報告，包括常春藤盟校在內的500多所大學都已表達了“考試可選”的立場。這是一種進步。
2021年2月，一篇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指出，大學的申請人數，尤其是
常春藤盟校的申請人數，隨著考試要求的取消而激增。2021年4月，阿內莫納·哈托科利斯（Anemona Hartocollis）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稱：“移民第一代、低收入家庭以及非洲裔、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家庭的學生提交考試成績的可能性很小。”新冠疫情期間，650多所學校放棄了考試要求。那些原本會因為考試成績被淘汰出局的學生現在有機會展示自己在社會公共服務、愛好、他人推薦、工作經驗和個人論文方麵的表現。這是一種進步，尤其是對視覺思維者而言。
具有諸多局限性的傳統能力測試無法識別出對象可視化者。中佛羅裏達大學的埃爾汗·哈西默羅格魯（Erhan Haeroglu）所做的兩項研究表明，高中生學習微積分的能力與他們是哪一類思維者有關。與視覺空間思維者相比，高度對象可視化者在微積分上表現不足。哈西默羅格魯還考察了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發現語言表達能力強的學生相比於高度對象可視化者在微積分方麵的表現更好。這項研究清楚地表明存在兩種類型的視覺思維者，而且他們在語言表達能力的評估中沒有表現出差異。這些研究結果讓我感到擔心。他們證實了我一直以來的擔憂，即學校教育和能力測試將那些富有才華的對象可視化者
淘汰出局了。
為什麼那些在傳統標準化考試中得高分的學生反而在需要數學思考且情況更為複雜的“現實生活”中往往表現得不盡如人意呢？為什麼那些在學校表現不佳的學生卻往往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色呢？南丹麥大學的斯特芬·M.艾弗森（Steffen M.Iversen）和印第安納大學的克裏斯蒂娜·J.拉森（Christine J.Larson）在他們題為《運用複雜數學的簡單思維與運用簡單數學的複雜思維》（“Simple Thinking Using plex Math vs.plex Thinking Using Simple Math”）的研究論文中回答了這些問題。參與研究的受試者是來自南丹麥大學科學與工程係的200名大一新生。他們完成了中學階段最高程度的數學課程，並且都是第一次在大學選修微積分課。他們先單獨學習，接著分成小組解決一個所謂的“罰球問題”。在這個環節，受試者麵對的挑戰是根據手球運動員的數據，編寫一個程序來找出最佳手球運動員進行罰球。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正確方式所需的技能包括整合定性和定量信息、運用多個公式、創建圖表、識別數據中的模式以及理解遊戲規則。
這項測試的一個目標是查看標準
化考試是否因局限於某些類型的解決問題方式而忽略了某些學生。結果表明，得分低的學生對手球運動員運用了多階段的排名係統，而得分高的學生則專注於一個較窄的調查領域，試圖將數據擬合到預先存在的數學結構中。也就是說，在測試中得分低的學生在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時會表現得更好，因為他們思維更靈活，而得分高的學生則因方法僵化而易於陷入困境。這項研究證實了學生在課堂上能夠掌握的計算類型與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為了解決問題而能完成的計算類型之間存在著差異。
在一篇題為《考試成績能預測成年後的成就嗎》（“Do Grades as Predict Adult Aplishment?”）的文章中，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力學的教授倫納德·L.貝爾德（Leonard L.Baird）回顧了有關學業能力與高水平成就之間關係的研究文獻。他仔細梳理一係列有關專業人才的研究，從科學家到中層管理人員，連同有關高中生、大學生（其中也包括天才學生）的研究。顯然，學業表現好是進入好大學、獲得高薪工作的敲門磚。大家認為，成績優異的學生也會在生活中成就非凡，但貝爾德的結論是：“出色的學業能力並不能保證日後會取得高成就
。”
伊利諾伊州優等生計劃對81名高中畢業生代表進行了為期14年的跟蹤調查。波士頓學院的助理教授卡倫·阿諾德（Karen Arnold）想要看看高中階段的成功是否預示著人生的成功。高中時期的出色表現的確與大學時期的成功相關，但是此後的情況就變得有些複雜了。阿諾德發現，“學業成績充其量可以間接預測出學生未來的職業成就”。有1/4的高中畢業生代表日後有著頂級的職業表現，而3/4的人有著“堅實卻並不出眾的職業前景”。大多數人在諸如工程、醫學、科學等傳統職業領域發展，很少人從事具有創造性的工作。阿諾德寫道：“他們不是不破不立的開拓者，他們隻是大眾潮流中的佼佼者。”
工作上的成功可能與許多無法在考試中體現的個人素質有關，譬如韌性、創造力、協同合作的能力、良好的溝通技巧和職業道德。如果一個人整合資源並創造出人們需要或想要的東西，他就會獲得成功。有一位出色的特色食品加工廠老板曾是一個在當今的教育體係中會被貼上各種標簽的孩子，正如他和我一直在討論的那樣。他肯定會被貼上叛逆和挑釁的標簽，更有可能會被診斷為孤獨症。如今，白手起家的他已經70多歲。他從清洗食品加工設備開始，很快就進入了設備維修領域，繼而開始構建和
創造新設備。他就是一個機械天才，將現成的設備和原創的專利設備兩相結合，從而建立了自己的工廠。他的工廠看上去就像是用不鏽鋼做成的威利·旺卡的糖果工廠。今天，他擁有一個資產數百萬美元的企業。最近，我搭乘他的私人飛機前去參觀了他的工廠。因為我在參觀前必須簽署一份保密協議，所以我無法告知你我在工廠的參觀細節。但是，我可以說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異乎尋常的視覺思維者。
我仍然相信我在寄宿學校照顧馬匹的工作幫助我培養了強烈的職業道德感。就像我在帕特裏亞爾卡先生的工作室裏一樣，我會仔細地清掃馬廄，這可是件辛苦事。我喂馬、梳毛，得到的獎勵是可以騎馬。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每天都這麼做可是項大工程。即使我感到疲憊或忙於功課，我都無法曠工。這段經曆培養了我的性格和責任感，也為我贏得了老師和校長的信任。
在我工作的行業中，很多經營成功的企業家僅有高中學曆。然而，他們在現實中解決問題的能力遠超擁有多個學位的人。許多雇用獸醫與實地解決牧場和飼養場問題的人告訴我，許多成績為B+的學生通常都比成績全A的學生表現得更好。這恰恰也是我觀察到的結果。
殘障的陷阱
我的主要身份標簽是教授、科學家、畜牧業設計師和動物行為專家。直到今天，
孤獨症患者都隻是我的次要身份標簽。這一切要歸功於我的母親。她對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把自己看作一個殘疾孩子的媽媽。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我表現出明顯的語言及運動控製障礙後，她帶我去看神經科而非心理科的醫生。接待我們的醫生又將我們轉介給了一位言語治療師。言語介入治療對我的發展來說至關重要。今天，我會在有關殘障人的會議上遇到很多家長自稱“殘障人媽媽”。她們無法跳出固有的殘障觀念來思考問題。我曾經遇到過患有孤獨症的8歲兒童告訴我，他們想成為孤獨症患者權利倡導者。我告訴他們出去玩。我的母親總是鼓勵我要把努力看得比孤獨症更重要。在我們家，孤獨症始終都是次要的。這種心態為我的一生定下了基調。
如果有人為你大包大攬，那麼你是不可能認識到事情的價值，也無法獲得個人獨立的。斯坦福大學的一位前新生和本科生指導主任兼負責本科教育的副教務長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在她2015年出版的著作《如何養育成年人》（How to Raise an Adult）中描述了一種“直升機”父母。他們過度保護孩子並為孩子做太多的事情。利思科特-海姆斯為這樣的父母敲響了警鍾，因為直升機式的育
兒模式無法培養出具備獨立生活能力的聰明成年人。
在我上大學的20世紀70年代，我媽媽從來不會給學校的教授打電話詢問我的表現。這並非因為她毫不在意，畢竟上大學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步，隻是她知道獨立學習更為重要。如今，家長聯係教授對孩子的學業表示擔憂或是對成績提出異議的情況（我也遇到過）真可謂層出不窮。我和一些父母交談時得知，他們甚至會打電話到孩子的工作單位解決問題或僅僅想與孩子的老板取得聯係。現在，有一種比“直升機”父母更過度地保護孩子的新類型。他們是“掃雪機”和“推土機”。他們不忍心讓孩子經曆任何打擊和困境，所以會自動為孩子鋪平道路、掃清障礙。
然而，“掃雪機”父母並沒有真的幫到孩子，因為在這種不斷幹預下長大的孩子永遠也學不會解決問題。弗吉尼亞州裏士滿大學的凱利·蘭伯特（Kelly Lambert）通過對老鼠的研究發現，普通的老鼠為了找到含糖麥片會不斷探索和挖掘，在遇到新問題時也會更加堅持不懈，而那些可以在地上隨意覓食、被投喂長大的老鼠則會很快放棄嚐試。同樣，那些放手讓孩子自己做事的父母會對我說，他們的孩子正在“蓬勃發展”“漸次綻放”。
搖擺不定對神經典型的孩子不利，對有身心障礙的孩子來說則更
糟。我觀察到很多孩子因身份標簽而退縮不前。一些父母由於全然接受孩子的“殘障”狀態，所以反而未能教授孩子他們原本能夠輕鬆掌握的有用技能。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遇到的一對夫婦。他們倆都是計算機程序員，想要為他們患有孤獨症的兒子尋求建議。他們描述說自己的兒子擅長數學，但更樂意一個人待在地下室裏不停地玩遊戲。我問他們是否考慮過教孩子編程。結果，他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遇到過被診斷為孤獨症但口齒伶俐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因為過度保護，反而讓孩子沒有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譬如購物和開設銀行賬戶。在我與德布拉·穆爾（Debra Moore）合著的《孤獨症導航》（Navigating Autism）一書中，我們將這種情況稱為“標簽鎖定”，即沒能看到孩子的全貌。這種“標簽鎖定”會阻礙父母讓孩子去接觸和嚐試能夠發展他們自身能力的東西，例如使用工具、做數學題或是接觸美術材料。我最近遇到了一個患有孤獨症的年輕人。他琢磨出如何用樂高製作車輛的精確複製品。然而，無論是他的父母還是老師都沒有想過讓他接觸工具或機械加工課程。他們將自己鎖定在給孩子貼的標簽之中。我經常遇到類似的情況：被病態化的孩子就此喪失了探索世界或潛在天賦的
機會。許多對象可視化者（包括神經典型者和神經多樣性者）能夠搭建最複雜的樂高結構。這些人理應成為為我們建設基礎設施、針對21世紀問題開發解決方案、通過藝術創作來啟發我們的人。然而，對許多殘障人來說，這個世界有太多禁區。
當類似的父母來征求我的建議時，我總是會從他們提問的方式中看出他們對孩子的過度保護。通常，在正式提問之前，他們總會為自己的孩子未能茁壯成長找出許多借口。獨立的定義可以有很多，從自己係鞋帶、做三明治到自己坐公共汽車上學，再到上大學、獨立生活等。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需要被鼓勵成長。當我被媽媽送到寄宿學校時，說實話，我很不開心。但是，它恰恰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長階段。成為獨立的個體是生命最偉大的獎賞。
孤獨症的診斷範圍非常廣泛。被診斷出患有孤獨症的人可以是一位蘋果公司的工程師，也可以是一個不會自己穿衣服的人。1980年，當孤獨症從精神分裂症中獨立出來，首次出現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時，那些語言發展明顯遲緩且對周圍的環境與其他人缺乏反應和回應的孩子被貼上了孤獨症的標簽。1
994年，阿斯伯格綜合征也成了孤獨症的一部分。它可能更適用於沒有明顯的語言發展延遲卻有社交障礙的孩子。這大大增加了被貼上孤獨症標簽的孩子數量。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每100個孩子中就有1個被診斷為患有孤獨症”。勞倫特·莫特龍博士認為孤獨症的定義“由於變得過於模糊反而失去了意義”。我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孩子，哪怕隻是稍微有點兒“極客”也會被貼上標簽。2013年，在阿斯伯格綜合征和孤獨症並入一個大譜係之後，診斷的標準就更加模糊了。
對這些障礙的許多輕症形式的診斷正在造成一個混亂的局麵。什麼時候有點兒“極客”或怪異就成了孤獨症患者？診斷方法並不精確。孤獨症譜係障礙是一係列行為特征。當一個孩子隻呈現出某些特征時，就更難以精確診斷。在某種程度上，各種障礙的輕微表現形式隻是神經典型行為和技能變異的一部分。將他們與身心有殘障的人群混為一談也是一個問題。在孤獨症譜係群體中，患有重度孤獨症孩子的父母與認為孤獨症是神經多樣性一部分的父母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對我來說，將不能自己穿衣服的成年人與在矽穀工作的未經診斷的輕度孤獨症患者貼上同樣的標簽是極其荒謬的。我知道一些家庭因有一個不會說話且存在罹患癲癇和狂躁症等
問題的孩子而無法去教堂或是外出就餐。曾經有一位母親和我分享說，她已成年但不會說話的兒子會將家裏所有的東西都打得稀巴爛。問題是，孤獨症是如何陷入這樣的診斷困境的呢？
診斷過程的一大挑戰是很難確定哪些孩子最終會熟練使用語言而哪些則一直不會說話。即使到了三四歲，兩種情況也可能看上去都很嚴重。早期密集的語言治療和大量的輪流參與遊戲讓我在4歲時完全具備了語言能力。其他和我接受同樣治療的孩子可能依然無法開口說話，但是他們能夠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譬如用餐具吃飯、穿衣、刷牙。我的媽媽還一直堅持讓我學習各種禮儀和規矩。這些不僅僅是20世紀50年代的老方法。它們會讓一個人習得必要的技能並提供如何合作、溝通和妥協的基本工具，而這一切都是生活及職業發展的必要技能。
讀高中時，我的心理學老師看出我對他的課不是很感興趣。他提出讓我建造一個迷你的“埃姆斯房間”#pageNote#3。埃姆斯房間會使人產生視覺錯覺，讓原本同樣大小的兩個物體看上去不一樣大。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我是一名視覺思維者，但是我的老師憑直覺知道如何讓我在對學校課程不太感興趣的時候接受挑戰。這個建造項目讓我在一個多月中專心致誌。我不斷試錯，最後找到了一個解決方案，即建造“埃
姆斯房間”、實現視覺錯覺的關鍵在於用作原材料的盒子需要是梯形的。時至今日，當我製造新設備或解決項目問題時，我仍然會在視覺上參考它的設計。這些經曆會伴隨我一生，然而它們並不會出現在標準化測試中。
今天，我看到太多的學生一遇到阻力就想要放棄。我一直努力工作。對我來說，一個很大的動力就是向人們證明我並不笨。之前，即使我在大學裏成績很好，包括在生物學課程中被認為最難的生理學課上拿到A，我也沒有完全感覺受到了尊重。當時上課的教授是一名生殖生理學家，專長是研究熱應激對奶牛的影響。在那個以抽象著稱的領域，他給出的事例卻很直觀、很具體。或許，正是他的這種教學方法讓我很好地掌握了他教授的那些概念。在我的一生中，無論是之前做學生還是後來做了教授，我發現當一名學生未能掌握某些東西時，往往會受到責備。但是，並非每個人的學習方式都是一樣的。
殘障人在學校教育或生活中被淘汰出局的曆史由來已久。在古代，先天殘障的人所遭受的待遇可謂令人發指。如果你想變得抑鬱，大可讀一讀人類曆史上針對殘障人的殘忍行為，其中包括殺嬰、讓其挨餓、遺棄和用鐵鏈上鎖。出於經濟原因，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提倡殺嬰，以此淘汰身體太弱或有缺陷的嬰兒。古希臘
醫生希波克拉底的觀點聽上去要更開明一些。他認為精神疾病不是因為大腦出了問題，就是由外在環境因素造成的。早期美洲殖民地的居民認為精神病是上帝的懲罰，因此精神病患者常被燒死或絞死。直到20世紀50年代，優生學仍然占主導地位，強製對智障人士進行絕育，以此避免將他們“有缺陷的”基因遺傳下去。現代社會對殘障人最粗暴的對待就發生在納粹德國時期。希特勒對殘障人的滅絕運動包括強製絕育和建立“安樂死”中心。數以千計的殘障人被殺害。後來，更令人痛苦的死亡方式變得更加普遍，包括致命注射、進行實驗、投毒、送入毒氣室和餓死。如果我在納粹德國出生長大，那麼我在3歲時一定會被認定是這個社會裏“無用的食客”、純粹的社會消耗者，理應被翦除消滅。
殘障人爭取公民權利的道路漫長且艱難。在我的有生之年，殘障人的待遇因三項重要法律的頒布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每一項立法都逐漸增加了身體和智力障礙者接受教育的權利。1973年頒布的《康複法》的第504條和1975年頒布的《殘疾人教育法》（IDEA）都對美國的教育業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們確保了每一位公民公平獲得免費公共教育的權利。後者規定殘障人士有權在“限製最少的環境”中接受教育，並盡
可能地融入非殘障兒童的課堂。它同時還要求為每個符合條件的殘障兒童實施個別化教育計劃（IEP）。計劃由教師、教育專家（通常是學校裏的心理學專家）和家長組成的團隊為每個學生量身定製。該法律打開了美國公立學校係統麵向孤獨症學生、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學生、閱讀障礙學生、肢體殘障學生和許多其他確診出疾病的學生提供服務的大門。
我最喜歡的有關殘障人的成長逸事來自史蒂維·旺德（Stevie Wonder）。在一次采訪中，旺德描述了自己小時候和鄰居家的孩子一起爬樹、奔跑的經曆。我小時候也是如此。旺德的母親沒有讓他的失明成為束縛他、讓他待在家中的理由。他也沒有陷入自己是殘障人的思維定勢。他從小就開始接觸多種樂器，10歲時已自學了彈鋼琴、打鼓和吹口琴。他還在教堂的唱詩班裏唱歌。學校裏有人曾對旺德說盲人將來隻能織防燙布墊。當然，他最終用實力證明了他們的錯誤。
托馬斯·韋斯特（Thomas West）是一位患有閱讀障礙且“直到很晚才開始閱讀”的作家。他的文章有力地闡述了欣賞和識別不同思維方式的必要性。他的使命與我的非常相似，即幫助人們欣賞不同類型的思維者，確保他們不會被“一刀切”的教育體係淘汰出局。他在自己的著作《心靈之
眼》（In the Mind''s Eye）中寫道：“我在這裏想要說的是，對一些人來說，殘障在本質上所對應的可能是一種天賦……然而，這種天賦往往不被認可且常常隻被看作一個問題。”
如今，回想起來，或許當年代數不及格是發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