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辭屏效應分析
網絡媒體在構建新生代農民工身份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框架策略、指稱策略、隱喻策略和敘事定位策略在微觀層麵都要體現在具體的詞彙、句子等語言現象上，這些詞彙、句子等相互勾連，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辭屏，體現了辭屏的連續性。網絡媒體有不同的層次，其傳播目的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的構建因其目的不同也會有所差異，體現了辭屏的非連續性。在中國社會大語境的影響下，網絡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的構建需要服務於其新聞傳播的最終目的，網絡媒體意識形態的傳遞和塑形使辭屏可以相互勾連，形成辭屏鏈，在話語的使用過程中共同“突出”或“遮蔽”某些事實特征，為受眾設定觀察新生代農民工身份的角度，框定受眾的認知方向，像濾鏡一樣影響受眾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的認知，產生導引效應。“辭屏的導引性引導人們對現實的認知，但其核心作用在於其修辭功能，即對受眾實施勸說，使修辭者關於某事的觀點能夠得以傳播和接受並最終形成對行動的激發”#pageNote#0。因此，網絡媒體話語策略的語詞所形成的辭屏凸顯了其所意欲凸顯的新生代農民工身份，最終目的是完成勸說，達到與受眾的同一，使受眾認同其所構建的新生代農民工身份，從而促進新生代農民工身份的社
會認同。
一、認知功能
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多是“特定術語隱含的可能性”#pageNote#1，也就是說人們觀察到的世界多是部分事實。辭屏使人們可以在看到某些事實的同時又濾掉某些事實，即突出和遮蔽某些事實特征，“有所見有所不見”#pageNote#2。通過使用隱喻，能夠使受眾受到語詞過濾的影響，被導向網絡媒體設定的特定方向。
網絡媒體通過辭屏所呈現的主要是“經曆”“觀點”“融合”“願景”等主題，構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多元身份。Python文本情感傾向性的分析結果顯示，網絡媒體凸顯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積極身份，從而背離了消極身份，因此網絡媒體在構建新生代農民工奮鬥者等積極身份時辭屏像濾鏡一樣影響了受眾的認知，新生代農民工的積極身份也具有了導引功能，更有利於其身份的社會認同。同時辭屏所構建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弱勢身份將受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其弱勢地位，喚起了受眾對此群體的包容心理，有利於實現“同情同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任何語言符號的使用都隻不過是一個視角與另一個視角之間的競爭，其目的在於使自身所刻畫的現實得到凸顯，從而被人們當作真正的現實來接受”#pageNote#3。辭屏的分析結果表明，網絡媒體引導受眾看到的往往是新生代農民工為社會所做的貢獻及其弱勢地位，而對其消極
身份報道占比較低。“中國的新聞媒體因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環境體現出多種特征，在強調黨性及正確立場的同時，也關注民生，突出對人民的親和力，並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新聞活動的基本原則之一”#pageNote#4，體現了中國新聞媒體是維護社會主義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陣地的現實。如：
（88）短短數年，陳文雄已跑過寧波、杭州、合肥、溫州等地，體驗過不一樣的城市文化。
（89）“我們建築工人靠的就是手藝，參加這樣的比賽可以和同行切磋技術，看到自己的優點和不足。”胡賢林說。
（90）早在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就強調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幾年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結果仍不十分理想。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仍然“漂”在城市、“浮”在農村，成為“漂浮一族”。
（91）王亮今年花費十幾萬元在河南新縣老家蓋了房子。“沒有房子永遠沒有歸宿感，城裏買不起房，隻能在老家蓋，但是家裏蓋了房又住不了，我到底算是哪裏的人呢？隻能算是邊緣人！”他說。
例（88）中的“城市”是頻次較高的主題詞，新生代農民工陳文雄短短數年中在寧波等城市漂泊，仍未安家，對城市文化僅限於“體驗”，因此將受眾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陳文雄的漂泊狀態，留給受眾的印象是新
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較難安家，構建了其“漂泊者”的身份。例（89）是互文策略，新生代農民工胡賢林對自己的評價“靠手藝、能看到優點和不足”使受眾對胡賢林的注意力集中於其極具進取心、積極提升自己，構建了以胡賢林為代表的新生代農民工“進取者”的積極身份。例（90）中通過“漂”“浮”“漂浮”等隱喻載體詞的使用引導受眾從另一角度看待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網絡媒體使用“水”的隱喻，受眾受到導引會聯想到水的特性，從“水”的流動特性角度來看待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打工，新生代農民工“漂泊者”的身份也被構建出來。例（91）中新生代農民工王亮對自己的稱呼使用了“邊緣人”的指稱，這一指稱作為辭屏非常明顯地為受眾框定了認知的方向，啟動了受眾關於新生代農民工“邊緣人”身份的心理認知，使受眾對此身份的接受成為自然而然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