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會想要離經叛道
除了極少數專業獻身宗教、嚴於律己的人外，宗教在日本並非那麼嚴峻。日本人很迷戀宗教朝聖，因為它們本身也是放鬆享受的假日。
綜上所述，明治政治家們謹慎地區分了政府在行政領域和國家神教在宗教領域的不同功能。他們把其他領域留給民眾自由發揮，但是始終確保自己處於新等級體係的最頂端，並掌控一切在他們看來事關國家大計的事務。在創建軍隊時也有類似的問題。和其他領域一樣，他們反對舊式的等級習慣，但在軍隊中他們把這一條落實得比在平民生活中更進一步。他們禁止在軍隊中使用日本的敬語，雖然在實際操作中人們依然這麼做。軍隊中的職位提拔也是依據個人能力，而非家庭出身，這一條落實得十分徹底，是在其他領域中很少見的。日本軍隊在日本人中間享有很高的聲譽，並且顯然是當之無愧的。而這些改革正是使軍隊贏得百姓支持的最好方式。軍隊排、連等通常都是由同一地區的鄰裏組成，並且和平時期服兵役通常都是在靠近家鄉的地方，這不僅意味著地方上的關係得以維係，也意味著在服兵役的兩年間，軍官和士兵、新兵和老兵的關係取代了武士和農民或者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關係。軍隊在許多方麵都發揮了民主標杆的作用，並且算得上是真正的人民的軍隊。軍隊在其他大多數國家都是維持政權的強腕手段，但是在日本，軍隊對小農階級的共鳴使它一再地和農民階級聯合起來，反抗金融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
日本政治家們對建立這樣一支人民軍隊帶來的所有後果並不完全滿意，但是他們依然認為軍隊應當位於等級係統的最高位置。他們通過在最高層采取措施，來確保實現這個目標。雖然他們沒有把這些措施寫進憲法，但最高指揮部獨立於平民政府早已是公認的慣例。譬如說，對比外務省和內政各省的大臣，海陸軍的大臣們可以直接覲見天皇本人，因而可以以天皇的名義來強行落實他們的舉措，無須向內閣同僚通報或者與之協商。他們如果想要阻止一個自己不信任的內閣成立，隻需要拒絕委派陸軍將軍和海軍上將進入內閣。沒有這類現役高級官員擔任陸海軍大臣，內閣就不能成立。文官或者退役軍官都是不能擔任這些職位的。同樣地，如果軍部對內閣的任何行為不滿，他們隻需要召回內閣中的軍方代表，就可以迫使內閣解散。在這個最高決策層，軍隊的最高地位可以確保它不受任何勢力幹涉。如果它需要進一步的保障，憲法中有這麼一條：“如果議會沒有批準政府提交的預算，那麼上一年的預算會自動成為政府今年的預算。”一個例子是：盡管外務省保證日本軍隊不會輕舉妄動，關東軍還是武裝占領了滿洲，這正是因為軍部領袖趁著內閣意見尚未統一時就支持戰場上的指揮官這麼做了。軍隊和其他領域一樣：凡是涉及等級特權，日本人都傾向於接受所有的後果，這不是因為他們同意該政策，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容忍越權。
在工業發展領域，日本所走的道路與任何西方國家都不同。“閣下”們再一次製定了遊戲規則。他們不僅計劃了，還用政府經費投資建造了他們認為國家需要的產業。有一個國家機構專門負責組織和運營這些產業。他們從國外引進技術專家或者派人去國外學習。他們說，當這些產業“組織有序且生意興隆”的時候，政府會把它們賣給私人企業。它們逐漸被以“非常離譜的低價”賣給了被選中的金融寡頭，即以三井和三菱家族為首的財閥。日本政治家認為，工業發展對日本來說太重要了，所以不能把它托付給市場供需法則或者自由企業。但這個政策並非出自社會主義理念；它隻是保證了大財閥能從中謀利。日本的成就便在於以最小的挫折和浪費建立了它認為必需的工業。
通過這些方式，日本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從起點到後續階段的正常順序”。它不是從製造消費品和輕工業起步，而是一開始就興辦了關鍵的重工業。兵工廠、造船廠、鋼鐵廠和鐵路建設得到了優先重視，並且很快發展到了一個技術嫻熟且高效的水準。並非所有這些產業隨後都被轉交給私企經營。大部分軍工業仍被政府機構控製，並由特殊的政府賬戶提供資助。
在政府優先重視的工業領域，小商人和非官僚經營者是沒有“恰當地位”的。隻有獲取國家信任且政治上得寵的大財閥和國家自身能經營這些產業。但是和日本生活中的其他領域一樣，工業領域也有一塊自由區，即那些“剩下的”可以投入最少資金但需最大化壓榨廉價勞力的產業。這些輕工業不需要現代科技就能生存，今天也是如此。它依賴的是美國人過去稱之為“家庭血汗工廠”的工廠。一個三流製造商購買了原材料後，先交給一個家庭或一個隻有四五名工人的小作坊加工，把加工完的產品收回來，再交給其他人進行下一步加工，並最終把成品賣給商人或出口商。在20世紀30年代，被工業界雇用的日本人中有53%以上是在這些少於五個工人的小作坊或者家庭打工。這些工人中的許多人在當學徒時受到了傳統的家長式庇護，還有不少人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母親們，她們坐在自己家中，背上背著嬰兒，一邊做著計件零活。
日本工業的雙重性和日本政府或宗教的雙重性一樣，都對日本的生活方式意義重大。這就好像是，當日本政治家認為他們需要一個金融貴族階層來匹配其他領域的等級體係時，他們就創辦了一批戰略性企業，並選擇了一些政治上得寵的商人家族，使他們獲得和其他等級體係關聯的“合適地位”。但政治家們從未想過要讓政府疏遠這些龐大的金融家族。因而這些大財閥在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下，不斷獲取豐厚的利潤和很高的地位。從日本人對待利潤和金錢的傳統態度來看，一個金融貴族階層遭到民眾的攻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府按照公認的等級製度觀念，盡可能地扶植這個階層。並不能說政府就完全成功了，因為財閥們仍然不斷受到所謂的少壯派軍官團體和鄉村的攻擊。但我們也必須承認，日本公共輿論的最大不滿並非針對這些大財閥，而是針對“成金”。“成金”通常被翻譯成“暴發戶”，但這個詞不能準確表達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國，“暴發戶”嚴格來說是指那些“新來者”。他們常被人嘲笑，是因為他們不善交際，且還沒來得及學會上流社會的優雅品位。然而，這些缺點被他們令人振奮的巨大財富所抵消了。他們從破舊的木屋發家，從一個趕騾子的窮人變成了控製油田、身家百萬的巨富。但是在日本，“成金”一詞來自日本將棋，指一個步兵搖身一變成了金將。它像一個“大人物”一樣在棋盤上橫衝直撞，可在等級體係裏，它根本沒有權力這麼做。人們相信“成金”是通過詐騙或者剝削，獲取了自己的財富，日本人對他們的嚴厲指責和美國人對待“白手起家者”的態度相去甚遠。日本為巨大的財富提供了等級體係中相應的地位，並與之建立聯盟；但是如果這種財富是在體係之外獲得的話，日本的公共輿論就會予以猛烈的抨擊。
因而，日本人一向根據等級製度來維持他們在世界中的秩序。在家庭和個人關係中，年齡、輩分、性別和階層決定了什麼是適當的行為舉止。在行政、宗教、軍隊和工業領域，都有十分仔細的等級劃分，以確保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一旦越權，就會受到懲罰。隻要“各就其位”得以維係，日本人就不會抗議，因為他們感到安全。當然，從他們的最高福利能否得到保障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也許並不“安全”；他們感到安全隻是因為他們接受等級製度是合理的、不證自明的，正如同美國人看待平等與自由。
當日本人試圖向外部世界輸出他們的生活觀以尋求“安全”時，他們的麻煩就來了。在日本本國，等級製度符合民眾的期待，因為正是等級製塑造了這種期待。這也是為什麼某些野心隻會在某些社會中出現的原因。但是等級製是最不適合出口的商品。其他國家都對日本大放厥詞的主張很憤慨，認為其狂妄，甚至比狂妄更惡劣。在每個被占領的國家，日本的軍官和軍隊都會震驚地發現，當地人並不歡迎他們。日本不是在等級體係中給他們安排了一個位置嗎，盡管地位很低？難道連那些本來地位更低的人們，也不歡迎等級製度？日本戰爭後勤部接連拍攝了一係列描述中國熱愛日本的戰爭影片，其情節常是痛苦絕望的中國女孩們和日本士兵或日本工程師相愛了，從而獲得了幸福。這和納粹的征服理論相去甚遠，但是從長期來看，不見得就比納粹更成功。日本人無法從其他國家那裏得到他們在本國得到的結果。他們的錯誤在於他們以為自己可以。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令他們“各就其位”的道德體係在其他國家並不存在。它是日本原創的、獨有的。日本的作家們認為這種道德體係不言自明，因而從來不描述它。但事實上，對日本道德體係的描述，對於我們了解日本人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