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聽到趙一的這番說辭，不會可否，他已經不是小年輕了，走過的橋比趙一吃過的米還要多，不可能因為幾句激動人心的話就喪失判斷力。
但是趙一也算是給出了一個解釋，確實如他所說，前兩個層次他基本上都達到了，甚至遠遠的超出了，追求第三個層次也是說的過去的。
隻是第三個層次涵蓋的範圍很廣，不僅僅是使命感，還有一些別的東西，隻是趙一既然這麼說了，他也就姑且這麼聽著。
趙一當然也不會天真的以為，他這套說辭就能夠獲取信任，畢竟人心隔肚皮，漂亮話誰都能夠說，真實的想法還需要真實的行動來佐證。
所以他繼續說道：“當然我這麼做也不是無腦的一腔熱血，而是對我國經濟的長期看好。
現在我國經濟這幾年已經翻了好幾倍，這在一些小國家或許能夠做到，但是在大國之中，卻是鮮有的。
現在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德國，達到了世界第三，雖然人均數值還是很少，但是總算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化，經濟隻會越來越好。
到時候財政狀況會得到巨大的改善，使用到民生福利方麵的開支也會水漲船高，所以現在我是在虧本投入，但是從長遠來看，還是具有一定的回報。”
老人聽到他這番話，不自覺的點了點頭，他比較認可這套說辭，因為這裏麵計算了利益，隻有產生利益關係，才能夠讓他比較放心，如果僅僅是無私奉獻，他覺得不太可能。
“那你的具體方案是什麼？”老人問道。
“前麵說的國家提供的三大福利，一是教育，二是醫療，三是養老，隻有解決了這三個福利，才能夠說是一個高福利國家。
其中教育的產出是隱性的，而投入資源卻是最大的，還很難通過一些手段來降低成本，甚至會隨著時間推移和發展的需要，提高這方麵的成本。
所以教育將是一項長期處於高投資的福利，受益的是整個社會階層，因此在國家財政當中應該占據大額的支出。
其次是醫療，醫療可以操作的空間就比較大了，如新技術的突破，就可以大規模的降低成本，同時能夠提供更高的醫療服務。
因為醫療不是純粹的福利，還需要百姓購買相應的保險，其次就是國家的財政補貼，所以就會產生比較直接的效益。
所以這種能夠產生直接效益的福利，可以和相關金融結合起來，發揮的作用也就更大。如醫療保險資金的金融運行，就可以獲得不錯的收益。
當然如果是一般人或者國家來進行，大概率還是會需要較大規模的財政傾斜，因為按照現在的技術醫療技術水平，所需資金不菲，而我國恰恰在醫療技術方麵比較落後。
但是這個難題，對於我來說，則是相對簡單一些，因為我可以通過醫療技術，將成本盡量壓縮，剩下的固定成本，就是醫務人員的工資了。
由於財政補貼的比例是相對固定的，而作為醫療承包商，肯定會想方設法的壓縮成本。
隻要政府在醫療服務質量上監督到位，那麼這部分財政支出是確定的，對於國家財政規劃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
道理很簡單，一是我國人口肯定持續增加，那麼醫療費用肯定也會持續增加。
二是隨著工業化的加劇，環境破壞也會加劇，各種以前沒見過的疑難疾病也會出現，這也會增加醫療負擔，提高醫療成本。
當然你會擔心，出現的新病症，承包商會采取拖延的方法，因為針對新病症的研究就需要花費巨額的資金。
甚至花費巨額的資金都沒有一個結果，對於承包商的收益產生巨大的影響。
隻是這是相對於普通承包商而已，我可以在此承諾，如果出現新的病症後，一年內無法研發出新技術，我可以接受政府高額的懲罰。
當然有巨大的風險，就要有相應的收益，到時候如果通過技術手段的提升，降低了醫療成本，國家也要按照固定比例給予財政補貼，絕對不可因為承包商賺取的利潤豐厚就減少補貼。
正是因為具有如此的誘惑，才能夠激勵醫療承包商努力的開發新技術，降低醫療成本。
而國家既不用擔心醫療開支的突然增加，也不用操心全國龐大的醫療隊伍，減少了政府治理國家的難度。
養老福利就比較棘手，一是隨著醫療技術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均壽命肯定是持續增加的，那麼作為承包商承擔的壓力也會持續增加。
二是養老服務使用技術手段降低成本是不可能的，僅有的創收隻能是通過金融方式來進行，獲利渠道狹窄。
所以政府需要在養老福利方麵進行較大的財政傾斜，而承包商的獲利區間則是考驗承包商的金融獲利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