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防止洪水泛濫，人們隻得築堤防洪，日積月累，河道竟然高出兩岸，成為世界聞名的“地上懸河”（偉大領袖毛澤東視察黃河時也曾經擔心地說過：“黃河漲到天上去怎麼辦？”）。曆史上，黃河一向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民間常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說法。
每經過一段時間後，黃河往往會在一定條件下就決溢泛濫，改走新道，其下遊河道遷徙變化的劇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謂是獨一無二。 史有黃河“六大遷徙”之說，也就是黃河曾經有過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時，黃河改道向南，侵襲淮河水係，流入黃海。在清朝初年，愛新覺羅·玄燁曾大力治理黃河並取得過一定的成效，但由於當時不治海口，“惟務泄漲”，導致海口漸漸淤積，河底也日益漸高，水患也日趨嚴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費巨資，這幾乎成了國家的經常性支出項目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黃河再次決口在山東、河南、安徽三省，次年乾隆南巡（這位皇帝下江南其實也不都是遊山玩水），親眼目睹災區人民飽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治理，先後共耗費白銀2500萬兩。道光至光緒年間，撥給河工的銀子也經常達到五六百萬兩。盡管如此，黃河下遊的決口自清中期以來卻日漸頻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近二百年的時間裏，黃河決口就達三百六十一次，從1841年到1843年，黃河連續三年發生大潰決，而在1851年又發生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潰決。導致這4次黃河潰決的原因，除了發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認為是黃河有史以來的最大洪水），其下遊河道的淤積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黃河屢屢潰決改道，除了泥沙淤積經年累月，導致河道抬高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其下遊地質構造運動導致其所謂“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的特點。黃河在流經河南境內時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長江那樣可以順流而下。這個問題，早在宋代就曾經引起過爭論，清代後期讓黃河改道北流的呼聲也屢屢響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書孫嘉淦曾提出過黃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籌河篇》中再次詳細闡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黃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張。魏源在書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線之可治，十餘歲之不決，尚可遷延日月。今則無歲不潰，無法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書裏講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時間一久，黃河也將自然改道。
從1841年到1851年黃河出現的四次大範圍的潰決來看，這已經是黃河即將改道的危險信號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黃河複歸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清廷也就認了黃河改道北行的“命”，並順著黃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修建了黃河兩岸大堤。由此，黃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後，又重新複歸北道。
黃河的改道，可謂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在當時的條件下，黃河無論從山東還是從江蘇入海，都會給當地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如果從自身利益出發的話，無論是江蘇的老百姓還是山東的老百姓，當然都希望黃河從對方境內入海，正如當時有的官員說的：“東民身被其災，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猶之江南之民萬口一聲，日冀河之北流。”這些省份的地方官為了保全本地民眾，在治理黃河問題的朝議中不得不“以鄰為壑”，由此，黃河改道北流，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民眾慶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東百姓流離失所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