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通過，愛新覺羅·載湉後來正式下詔，以李鴻章的“並裁”方案實施，康有為弄的這個軒然大波總算有驚無險地就這麼“揭”過去了。
康有為惹了這麼大的亂子，讓李鴻章給平息掉了，但這仍然沒有改變康有為對李鴻章的成見，甚至徐世昌和康有為說了孫綱在朝鮮所采取行動的苦衷後（這個徐大翰林還真是個講信用的人），康有為也沒有改變對孫綱的看法，說孫綱“巧言強辯，混淆視聽”，而且當梁啟超表示想去見一見這位“斐聲海內”的“少年能臣”時，康有為居然勃然大怒，身為學生的梁啟超對老師敬畏慣了，嚇得大氣不敢出一聲，但他看過孫綱給愛新覺羅·載湉寫的那個“《海權論（大綱）》”，堅信孫綱不是象康有為想的那樣，正好孫文來了，因為孫文也是廣東人，他和孫文“一見如故”，談得極是投機，知道孫文和孫綱的關係後，“求為引見”，孫文慨然答應，就把梁啟超給領來了，梁啟超正愁自己的官話說得不好，恐怕和孫綱溝通困難，還在那裏忐忑，卻沒有想到孫綱居然先來了。
“吾師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說白了就是死要麵子不認錯）。”梁啟超對孫綱說道，“對大人或有不當之見。還請大人不要見怪。 ”
“那倒不算什麼。”孫綱笑著說道，“隻是我自己不怪他，怕其他人就不一定能象我這樣了。”
梁啟超聽了也是一臉苦笑，但康有為畢竟是他的老師，在這個“天地君親師”為大地時代，作為學生的梁啟超，也是無能為力的。
兩人一談之下。頗有相見恨晚之意，孫綱和梁啟超就“變法”的許多問題交換了看法。孫綱告訴梁啟超，“法”的確該變，這一點沒有錯，但不能這麼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搞“一刀切”，譬如病人得重症是應該下猛藥，藥效猛可以，但如果下手太急的話。病治好了，可病人也死了，那樣地結果又有什麼用呢？
孫綱對目前“變法”的看法是，中國當前極需要一個和平地環境來發展綜合國力，舊法當變，也確實是刻不容緩，就象康有為和梁啟超一貫主張的那樣，應該“開啟民智”。喚醒民眾的思想，隻有這樣，才能改變中國“暮氣沉沉”的現狀。
但開啟民智光興辦學堂其實是很不夠的，最主要的一點康有為和梁啟超及眾多的維新人士其實都沒有想到，可對從後世穿越過來地孫綱來說，這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孫綱提出來的就是。開放輿論。
大清王朝現在的實際情況是，由於壁壘森嚴的封建等級製度，不光平頭百姓不能隨便上書言事，連品級較低的官員也是不行，由此不但造成“下情無以通上，上情亦不能達下”的局麵，也使得民眾的思想被禁錮，這才是造成中國目前“萬馬齊喑”的真正原因。
大清王朝地整個國家官僚機構根本不象一些西方國家那樣，它沒有民間輿論的監督和製約，雖然設了科道禦史言官用以對各級官員的行為進行糾察監督和批評。而且監督和批評還常常發生作用。但實際上這個“國家監察機構”也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體係內當中的一員，根本不可能做到在“體製內”實行完全意義上的監督。曆史表明，能夠作到真正的監督的力量隻能來自於民間輿論。
但是目前的大清朝還是一個封建專製國家，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開放民間輿論（西方的德國和俄國也是一樣），孫綱的意思是可以促成朝廷開放一部分輿論（在那個“防漢”的心理下，想要全部開放是不可能的，朝廷也絕對不會允許），即允許民眾在各種報紙上發表言論，“評議時政”，朝廷對此可以采取“言者無罪”的態度，官員們可以被告知要多注意這些言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說得對就聽，不對的也不用大驚小怪，民眾不明白的可以向民眾解釋或者在報上反駁不同觀點。這樣一來，在整個社會上形成一種“言論自由”地風氣，民眾對國家大事地關心自然就會促成民智的覺醒，同時官員們在逐漸意識到了民間輿論地力量後，也會自覺不自覺的“收斂”自己的行為，無形當中就會減少貪腐現象的出現，促進國家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