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無保者，概不招募。
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
曾國藩對綠營的編製方麵也進行了改弦更張。
湘軍的編製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
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於曾國藩一人。
其後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
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製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麵也就初顯端倪了。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係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
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製敵。”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後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後采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采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
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讚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
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曆史，效法曾胡”。
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mzd一生很注意這點，曾國藩的“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mzd建立紅軍之初便製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文學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
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讚。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
清末及民初嚴複、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於世。
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學術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於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
事實上，他對於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
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局限。
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
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麵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
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
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處世交友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
要集思廣益，兼聽而不失聰。
“處世方麵，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
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治家方略
曾國藩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員中人人孝悌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