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漢族，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
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
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
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諡曰文正。
曾國藩出生於晚清一個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
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
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
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
曾國藩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麵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
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對“康乾盛世”後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
“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於“士大夫習於憂容苟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次骨”。
他認為，“吏治之壞，由於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
基於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
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
至於關係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已奉公，“漸求整頓，不在於求取速效”。
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
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
受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麵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另一方麵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說過購買外洋器物……
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撚，可以勤遠略。[19]
軍事
曾國藩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係等方麵。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
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於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
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
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
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
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
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熏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
羅爾綱在《湘軍兵製》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曆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製改革為募兵製，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
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
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
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於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於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
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裏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鬥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