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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唐小舟作為掃黑聯絡員，去過三次東漣市，每次都會和吉戎菲見麵，每次也都是單獨相處一兩個小時，彼此的交談很私人也很深入，真的像姐弟倆促膝談心。
前後三次，他們都談到幹部提拔問題，吉戎菲說，現在的幹部任用製度，可以算是一種伯樂製度。伯樂製度是春秋戰國時代形成的，也就是所謂的舉賢製，我們現在津津樂道的所謂伯樂相馬的故事，就發生在春秋秦穆公時代。而這個故事之所以被千古傳誦，卻因為唐代著名詩人、散文家韓愈的散文《馬說》，其中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話，更幾乎婦孺皆知。
談到這個伯樂製，吉戎菲感觸良多，她懷疑曆史上根本沒有伯樂其人。整個先秦，東周和西周，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春秋和戰國，又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除了其他人們熟知的之外，吉戎菲認為，用人機製的改變，也是這幾個關鍵時期的重要特征。西周使用的是世襲的分封製，西周的滅亡，其實也體製在分封製的不合時宜。代之而起的是舉賢製。舉賢製相對於世襲的分封製，肯定是一大進步，然而，舉賢卻是一種典型的人治產物，沒有製度性保證，任何人，都不一定把真正的賢才推舉上來。
吉戎菲覺得，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很善於用寓言說事，他們想說明當時伯樂相馬似的用人製度存在巨大缺陷，才編出了這麼個寓言。韓愈的散文在結尾時也說得清楚明白，千裏馬之所以不成其為千裏馬，是因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如果往深一步探究的話，韓愈其實是在告訴人們，天下哪有伯樂存在?既然沒有伯樂，也就根本不可能分辨千裏馬和百裏馬了。
正因為這種用人製度無力選拔真正的人才，到了隋代，才開始了科舉取士，也就是說，科舉製度是比伯樂製度先進得多的人事管理製度，不僅僅是時代的進步，而是人類的進化。而我們現在又複古倒退了，回到伯樂時代去了。現在的組織部門太僵化，每次讓他們去考察幹部，就是一個伯樂相馬的過程。其實，我們的組織部，哪裏有伯樂?就算有一兩個伯樂，也被提拔到了組織部長副部長的位置，他們是不需要親自去相馬的，相反，那些派去相馬的人，都是一些低級官員，程序也千篇一律，找幾個人談話，提一些不疼不癢的問題，記錄的評語，就像老師給學生寫的期末評語，全都是空話套話，用在誰的身上都適合。
吉戎菲說，現在組織部門所作的評語，你需要反過來猜，比如他們說某個人工作能力強，你不能理解成此人善於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他很可能是作風霸蠻，獨斷專行。說某個人思想開放，你以為這個人有很好的工作思路那就錯了，它很可能想說的是這個人在男女關係方麵比較開放，養了很多個小蜜二奶。再比如說，具有改革精神，很可能就是無視法律法規，任意胡為的代名詞。隻要上麵想提拔某個人，組織部門，就可以將此人所有的缺點全部寫成優點。
唐小舟說，好像現在搞的民主測評以及個別談話，也是認認真真搞形式，紮紮實實走過場。
吉戎菲說，太對了，現在我們的組織人事工作，比哪一項工作都形式主義。比如民主測評，能評出個什麼東西來?那些反對者敢寫反對嗎?就算敢寫，也是極少數，也是表麵的。何況，對於他們來說，一個簡單的同意和反對，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更多的人，不願參與或者就算參與了，也是在走形式。因為他們知道上麵原本就是在走形式嘛。至於個別談話，那就更是走形式了。誰都不能保證，這樣的談話，是否會傳到當事人的耳中，所以，幾乎沒人敢說真話。加上談話對象很可能是被安排的，無論說好的還是說壞的，都被人家牢牢掌握著，是在按事先寫好的劇本演戲。每次組織部門送這樣的調查材料上來，我就頭大。我明知道上麵盡是假話空話廢話，可我沒法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