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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他以為那楊商人不過是偶然間才能搶走他的米行生意，可等那商人又將他的布莊生意統統搶走之後，他才真正明白，他是真正的技不如人。
‘你們說我們現在該怎麼辦？’生意一天天被楊商人搶走，李財主整天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連忙便將手底下的幾個大掌櫃和家裏的老管家給喚了來，勢要論出個出路。
‘我看......要不我們也學學那商人的法子......改變一下店裏的經營方式算了......’布莊的掌櫃神色有些猶豫，一邊打量著李財主的神色，一邊遲疑道。
但他剛說完，另一珠寶鋪的掌櫃便立馬搖頭否決道：‘不行，他們那經營方式才出現多久？怎麼會趕得上我們這用了許久的經營方式？’
幾人的意見相左，李財主自己一時間也拿不出一個準確的決定。
‘好了好了，你們都別吵了。要不便都試試好了。’沉了口氣，李財主最終開口道。”
其實，所謂的李財主便好比華夏，所謂的楊商人，便好比那些侵華的洋人了。曾經的李財主有多驕傲自大，此刻便有多為難難堪。
華夏之於那些洋人是什麼？究竟是那些仍舊活在想象中的華夏人所想的合作友人，還是他們眼中的一場笑話？他們所謂的禮遇究竟隻是出於他們的教養，還是他們真的以為華夏民族是他們真正值得尊重以待的民族？
她不否定在洋人的管理下，租界的法紀法規更為規整公正，人們在租界的生活更為安穩。畢竟誰也不是個傻子，若非如此的話，怎麼還有那樣多的文人名流選擇住在租界？
但是，租界的公平是相對的。華夏人和洋人的地位，本身便是不對等的。隻有那樣真正大權在握的華夏人，和那些極具盛名的名流、有才之士，才是洋人真正願意禮待的人。
那麼，那些底層社會的人呢？出身於底層社會的人的存在算是什麼？他們的結局應當是什麼？這才是錦頤想要探討的問題——
“李財主允許兩種經營方式同時存在，但最終，所有店鋪的經營結果合算起來，仍舊是虧的比賺的多。
他手下的那些人，是掌櫃的，有些想保證自己的利益，輕易不肯嚐試任何改變。是勞工的，有些嚐到了甜頭，便拚命地想往楊商人的手下鑽。剩下的有些人，有的對他忠心耿耿，滿是熱忱的想要同他共度難關，還有的，便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滿是麻木。
李財主知道，他不能再這樣了，否則他的家業總會有敗光的一天。但與楊商人一次又一次的交手中，他失敗的太多次了，以至於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還會有戰勝楊商人的時候。他已經很難再生起同楊商人對決的念頭了，他的思想從一開始便輸了。
第一次，他主動約談了楊商人，以一種極低的姿態。
他願意割讓一些土地和產業給他，也願意以極低的租金將土地租借給他，他隻希望他能不在打壓自己的產業。
縫隙中生存。這大約便是他對自己彼時處境的想法。”
終於，錦頤寫到此處，寫到李財主與華夏的境遇吻合的地方，她陡然停住了筆——
之後呢？李財主將土地割讓、租借給楊商人以後會怎樣呢？
大體是會和如今的狀況相似吧。底層勞動者仍舊在底層苦苦掙紮，管理層開始生活在自己為自己編織的夢境中醉生夢死。
楊商人會在屬於李財主的土地裏為所欲為，會因為李財主的手下不是自己人而施以暴行。強者欺負弱者，楊商人並不以為有什麼問題，因為成王敗寇。甚至，因為占領了屬於李財主的土地和產業，他還將李財主剩下的全部逐一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