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進步能夠減少生老病死、饑寒勞作的痛苦，特別是醫藥技術能夠救死扶傷，可以說，減少痛苦就是技術進步的顯然意義。不過，技術進步未必能夠增加幸福。隻要社會結構或社會製度沒有根本改變，即使技術進步取得巨大成功，社會不公和不平也仍將繼續存在，社會的一切矛盾將照原樣存在於技術更發達的社會裏。但這是政治和倫理問題，不能因此懷疑技術進步的意義，政治和倫理問題隻能通過政治和倫理去解決。然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裏，技術進步的受益者主要是強勢群體（弱勢群體無法支付技術費用），因此，技術進步的一個可能的附帶後果是擴大了強製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差距而間接地加深了政治問題。網絡共產主義者aaron swartz在其“遊擊隊自由取用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o）裏就指出，資本主義製度在網絡上以收費的手段控製各種知識資源，把科學和學術這些本來應該共享的非商業資源變成商業謀利的資本，從而把相對貧困的國家和人民拒之知識門外，而既然“信息就是權力”，那麼，控製信息就是拒絕讓人民分享權力。可以想象，其他技術的享用也存在類似問題。
那麼，假如能夠有一個足夠好的社會，公正、自由而平等，以至於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利益能夠公平而平等地得到皆大歡喜的分配和分享，又怎麼樣呢？桑德爾考慮到了這個可能性。桑德爾說，有一種據說能夠避免種族主義或社會歧視的“自由主義優生學”認為，如果社會是公平和自由的，那麼基因改良的優生學就是顯然的進步，因為人人都將得到改善。這種主張得到德沃金、諾齊克和羅爾斯的支持，諾齊克還想象了人人受惠的“基因超市”。當然，這個假設並不真實，事實上一個自由主義社會並不足以實現公正、公平和平等，甚至人們名義上擁有的自由也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能兌現為真實擁有的自由，即實質自由。這是自由主義自身的內在問題所致：隻要社會的運行方式是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和市場，那麼，公正、公平和平等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實現。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批判理論以及近年來的“點共主義”，都已經深入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此無需多論。但這個烏托邦假設仍然具有理論意義（或許未來可以實現），我們可以想象一個公正而平等的社會，基因技術普遍惠及了所有人，在“基因超市”裏，人人都吃了長命200歲的“彭祖仙丹”，人人都吃了智商200的“愛因斯坦靈丹”，人人都吃了“阿基裏斯神藥”或者“美人藥片”，於是人人同樣漂亮、聰明、強壯，社會遊戲又會怎麼樣？
不妨先考慮一種具有現實性的情況：假定法律允許每個運動員都吃藥，每個人的記錄都提高了，又怎麼樣？可以想象，按比例的變化並沒有導致比賽的變化。那麼，以此類推，基因神藥的情況必也類似，人人都獲得生理改進，但人們的社會位置和社會競爭的情況並沒有變化。可是，既然所有人的情況都變得更好（更聰明、更健康、更漂亮），這已經是一種超常的帕累托改進了，人們理應滿意才對。在這樣情況下，當然應該說，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了——但還不能說，社會變得更好了，因為社會遊戲並沒有變化。假如人類能夠對此狀況感到滿意，那麼人類有福了，但是，人類進步和解放的故事不可能就此止步，這個神話的邏輯注定了，人類必定試圖把技術發展到“全知全能”的地步，於是人們就能夠實現徹底的平等，隻有徹底的平等才是進步和解放的結束語。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徹底平等”有兩種可能性，人們會對哪一種比較滿意呢？或者都不滿意？
徹底平等的一種可能性是：基因神藥讓人不僅變得更聰明、更健康、更漂亮，而且讓每個人變得同樣聰明、同樣健康、同樣漂亮，千人一麵，一切差異都將消失。一切都完美了，也就應該沒什麼可抱怨的，可是為什麼這個故事結局會令人不安？也許應該思考的是：人類會因此損失什麼呢？我無法羅列人類的可能損失，但有一點大概可以預見：人類將失去文化。一旦人類統一於一個完美概念，文化就自動消失了。這一點可以換個角度去理解：為什麼萬能的神沒有文化？因為神不需要外在標準，不需要任何批評標準，因此，主觀就成為客觀，文化就化為心理。可以說，萬物齊一就不再有文化，物我為一就不再有文化。
徹底平等的另一種可能性是：人們對統一的完美概念不感興趣，人人都寧願是唯一的，而基因神藥使得人人能夠自由創作自身，於是人人都成為藝術家（這聽起來有些類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想象），人人都按照自己獨特的偏好把自己創作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人人的存在和價值都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人人的偏好都具有同等價值。這樣徹底多元化的徹底平等也是徹底解放的故事的一個可能結局。那麼，這種結局是否好過第一種呢？也許，但取消一切比較標準的結局同樣也是文化的終結，這一點倒是殊途同歸。徹底多元化同樣導致標準的喪失，它不否認任何事物的價值，而是通過承認一切事物的平等價值而達到取消任何價值：既然任何事物的價值都可以自證，平等而不可通約，那麼，也就無所謂價值了，一切價值在得到普遍承認的同時也就被普遍否定了。
這裏我願意提到桑德爾開篇就討論的一個例子：美國有一對夫婦是後天聾人，他們想要一個也耳聾的小孩。他們認為，耳聾不是缺陷，而是一種文化身份，而且與其他任何身份同等好，是一種值得自豪的身份。為了確保小孩是聾人，他們找到數代天生的聾人進行人工授精而得到了聾小孩。這個例子已經預示了徹底多元化的徹底平等的故事結局。未來人類是否喜歡這個故事，我不知道。
無論人類有了多少知識，未來依然永不可測（休謨原理），因此科學無法確保人類故事不會有一個自食其果的壞結局，所以桑德爾不斷強調人有必要尊重自然之道、尊重自然的禮物、尊重自然的偶然創造、尊重自然的界限。這雖是令人敬重的觀點，卻不足以說服人們放棄科學主義的完美夢想。德沃金就暗示說，沒有什麼理由不能替上帝去改進自然而使之更加完美，既然人類有能力追求完美，又有可能實現平等，怎麼就不可以呢？正因為未來不可知，因此我們既無法證明科學冒險必將成功，也無法證明它必將失敗，於是，桑德爾的自然主義觀點不足以駁倒人定勝天的完美主義，我在這裏所表達的也隻是一種懷疑論的疑問，也不足以駁倒人類追求完美的冒險。不過，桑德爾還有一個在我看來更為有力的觀點，那就是：經驗，特殊的個人經曆，無法預製的生命經驗，在不確定性中成長的經驗，才是生活意義的基礎。因此，即使科學總是節節勝利，也仍然是有疑問的，比如說，基因工程以及各種技術在預製人生時，計劃剝奪了經驗，同時也就剝奪了生命曆程無法還原的意義。因此，桑德爾可以這樣回應德沃金：如果完美不是一個偶然生成的故事，而是一種預訂的產品，那麼完美又有什麼意義呢？因此，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剝奪每個人的經驗。
前言
邁克爾·桑德爾教授的《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並不是他最有名或最暢銷的著作，然而卻可能是爭議性最大且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部作品。
公平、正義原本就是個不容易有完美答案的議題，若是再加上尚未被明確而妥善規範的新科技所衍生出的規範，就顯得更加棘手。而當我們遇上的高科技是足以改變我們自身遺傳物質的基因科技時，所引發的爭議與論戰就更不是能從現今的狀況、科技的應用範圍、政府的規範、宗教與哲學、倫理道德等的角度來解決的了。於是，常常產生各說各話而無法充分溝通的狀況，以至於成為有心的政治人物誤導人民的工具，或無知的決策者禍延子孫的無心之舉。
然而，純粹的公平、正義真的存在嗎？換句話說，有可能從任何角度看起來都是公平與正義的嗎？我相信，就算有，也隻是在極少數的特例中，而在絕大多數的情境中應該並不存在絕對的標準。那遇到關係重大的議題時，我們又該如何是好呢？此外，在追求重大議題的公平與正義時，到底要追求到什麼程度？一定要追求到百分之百的極致嗎？而在追求的過程中，我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或成本呢？一定要不計代價地追求嗎？
這本書雖然篇幅不長，作者卻在一波又一波的論證中闡述他的立場。由於作者論理流暢，所以筆者隻花了幾個小時就讀完了一遍；然而讀後在腦中縈繞的思緒卻久久無法散去。例如，筆者服務的公司最近有同事喜獲麟兒，所有的父母當然都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因此當讀到書中提到的一對失聰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聾的孩子，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聽不到並不是一種一般人認為的缺憾，而是一種不錯的生活方式時，我感到震驚不已！作者馬上就問：“為何世人覺得父母願意花錢利用科技選擇生男生女，或找優質精子或卵子的捐贈者是合理而可接受的嚐試，然而當聽到一對失聰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聾的孩子就覺得不太能接受呢？” “事先設計把孩子製造成聾人是錯誤的嗎？如果是的話，又是哪裏做錯了？是耳聾的部分，還是設計這個行為本身？”
基因科技有別於先前的優生學觀念之處，在於這個新的科技雖然發展的初衷是為了要醫治或改善疾病，然而它似乎也帶來了令人們困擾的副作用，即使父母可以決定或選取子女的基因組成，來達到原本可能要經過長時間努力才能獲得的成果。更令人擔憂的是，基因科技通過改變我們自己的基因，可能會在我們不經意的情形下改變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或現今達成的平衡。許多人可能認為，基因科技的出現就像運動員使用禁藥的問題，要從對運動員本身的安全問題以及對其他選手的公平性問題著手來探討；然而作者卻是從生命是一個特別的禮物的觀點為基礎，從而闡述生命的不可全然掌握及不可預知的多樣性。若是父母可以通過基因科技來設計或訂做子女，原本兩者存在的生育及養育的關係似乎也可能成為設計者與被設計者的從屬關係，當然也會衍生出新的責任與義務問題。
遺傳工程如何讓人感到不安？
蘇東坡有一首《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千百年來，為人父母者無不希望子女能才華出眾、功成名就。但正如蘇東坡的這首詩中所描述的，世間的事情其實很難說，再聰明的人也難逃命運的玩弄。在第一章（基因改良的道德標準）中，作者先以一對失聰的父母希望能生出耳聾的小孩所引發的反對言論，以及許多父母願意花大把鈔票來獲得他們主觀認定的優質精子或卵子，卻容易為世人所接受的現象來討論基因改良的一些相關道德問題。遺傳工程上的突破同時為我們帶來希望和困境。帶來的希望是，我們很快就能治療和預防疾病；帶來的困境是，新發現的遺傳學知識或許也使我們能操控我們的自然狀態。作者列舉了幾項已經引發強烈爭議的問題，如體育競賽中運動員強化肌肉的努力、與幾乎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點關係的記憶力及身高問題，以及在我們的社會中早已耳熟能詳的性別選擇，來試圖探討我們所麵臨的道德不安。然而，在這個科學的腳步比道德理解快速的年代，雖然大部分的人至少對某些形式的遺傳工程感到不安，但要明確地表達出所感到不安的起源卻並不容易。最有可能讓人思考的方向有：被設計者的自主權問題、共同參與者的公平問題、個體健康安全問題、體細胞與生殖細胞的差異，以及胚胎到哪一個階段才算是個有人權的個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