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是最好的麼？
在具體論題上，桑德爾教授這本書針對的是人類試圖以科學技術（特別是基因技術）改善人自身之自然性質的問題，而從其深層問題去看，這本書處理的是關於“未來”的理解，即人類如何對待作為不確定可能性的未來，這同時也是人類應該如何接受自然之所與（the given by the nature）的問題，或者說，人應該如何接受自身作為一個偶然存在。我很榮幸能夠為桑德爾教授這本討論前沿問題的精彩著作中文版寫一個導論。
3月初波士頓依然大雪紛飛，桑德爾教授與我約好在哈佛“教工會所”吃飯聊天。既然要給他這本書的中文版寫序，我本想主要討論這本書涉及的問題，但結果我們卻順其自然地更多討論了他另一本書《金錢不能買什麼》的主題：金錢，一個最為現實的問題。現實似乎顯得比未來更迫切——盡管未必如此，如果有些現實問題使我們一籌莫展，我們就隻好等著，什麼也不做。按齊澤克（zizek）的說法，我們不應該不好意思大聲說出來：“我們就守株待兔！又怎麼樣？”金錢的統治正是人們深感不滿而又無力以抗的現實，人們甚至屈服於金錢統治並與之共謀，那麼我們又能做什麼呢？桑德爾相信，我們至少可以加以批判，所以他就進行了深入批判。不過此種批判隻是指出了金錢統治的困境，卻仍然未能指出擺脫金錢統治之路。桑德爾“金錢不能買什麼”這個說法其實稍有歧義，其真正的意思大概是說“金錢不應該買什麼”，至於“金錢不能買什麼”，這個問題似乎沒有樂觀的餘地。金錢能夠購買一切，這是馬克思早已確認的現實，馬克思主義試圖推翻萬惡的資本主義卻一直都沒有成功。桑德爾說他在十多個國家做過關於金錢問題的哲學報告，多數國家的聽眾都非常同意金錢必須有所不能，但是——他讓我猜，哪兩個國家有相對多的聽眾對他的金錢批判不以為然，我猜對了：美國和中國。不知道這是否說明了美國和中國是對資本主義最感興趣的國家。
桑德爾這兩本書的共同語境都是資本主義，而其核心問題卻涉及整個現代性的精神實質，我願意把它說成：現代性的宗教性。上帝死了（尼采）隻是告別了宗教，卻沒有告別宗教性。換句話說，現代不再以宗教作為思想界限和價值來源，這隻是脫離了宗教，卻沒有脫離宗教性，而是把現代性變成一種宗教性——我相信這是現代性的隱秘精神。現代性的宗教性集中表現為人定勝天的進步觀和人權。進步觀和人權意味著人的神權，意味著人決心把人變成神，盡管在現實上尚未實現為神，但已經在概念上先行自詡為神，而且以概念作為抵押而預支了神權。人權就是人的神權，按照人權概念，殺人就是殺神（當然，後現代的激進左派會揭露人權在實踐上的虛偽：並非所有地方或所有人的人權都被一視同仁。在此不論）。人權被認為是最大的進步之一種：人被解放為不可殺的存在，因此具有了絕對的神聖性質。人的主體性（也就是人的神性）意味著，人蘊含並且解釋了一切價值，於是，人是萬物的定價者。人用來自造神性的神跡，或者說人的神性的典型證據，就是“萬能的”金錢和技術，這兩者都使自然萬物失去了自身的價值。
我不敢肯定桑德爾教授是否同意關於現代性的宗教性的分析，盡管他批判了“萬能的”金錢和技術。對此我想稍加論證。金錢的神性在於它是不自然的，而且是超現實的，金錢的本質意味著“一切可能性”，不被局限於任何具體事物的現實性，相反，它可以“萬能地”兌換成任意某種現實性，因此金錢具有一種形而上學性質，一種超越的（transcendental）性質。類似地，技術是對自然所給定的秩序和結構的否定，它可以按照人類的欲求而“萬能地”改變自然之所是（the nature as it is），把自然變成它所不是的那樣（what it is not）。需要注意的是，我在這裏並非否認“人為”的意義，事實上，人為之事正是人類所以為人的證明，是人類作為偉大創造者的證明。但問題是，把自然之所是（it is）變成所不是（it is not）是否會導致自我懲罰的災難？會不會是人類過於自負的毀滅性冒險？技術的疑點在於：技術改變自然的依據是人的欲望，而不是關於自然的絕對知識，即上帝才擁有的那種“全知”，人顯然缺乏此種全知，因此不可能給自然安排一種新的“先定和諧”（萊布尼茲），相反，往往隻是了破壞自然的先定和諧。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是對自然的否定，因為技術是逆自然的；而工藝（arts）是對自然的致敬，因為工藝是順自然的。
試圖超越自然而證明人類的神權，這是整個現代性的問題，而不僅僅屬於資本主義，同樣也屬於共產主義。馬克思要求人類解放自己，就是宣稱人類具有神權，隻不過其中的宗教性由原來被神拯救變成了自我解放，正如國際歌唱的：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現代對解放（liberation）的追求就是對人類神權的追求，通常說成是對自由（liberty）的追求。隻有徹底的自由才達到神性，於是真正的解放就必須徹底解放，不留尾巴，否則就仍然被某種桎梏所限製，因此，徹底解放不僅需要擺脫各種權力（王權、政府、教會、等級、習俗、傳統價值觀等等）的支配，還要擺脫自然的支配。在這裏我們可以看清解放與進步的內在關係：每一種進步都帶來一種自由，都是走向最後解放的過程。
在進步或解放遇到自身造成的悖論之前，每一種進步和解放都是主體性的凱旋，輪船、火車、汽車、飛機、電燈、電話、青黴素、x光、疫苗、個人權利、法治、民主，如此等等，但是當進步和解放最終遇到自身悖論，就可能由主體性的凱旋變成主體性的自我否定。這意味著，人的神話可能是有極限的，其實不可能化人為神。桑德爾集中討論的基因工程很可能就是人的神話的一個極限。桑德爾的基本立場可以說就是希望人的神話在其極限處能夠停下來，不要去挑戰自然的容忍底線。這樣一種“及時刹車”的理智態度決非保守，而是“正常”。不過，在這個“政治正確”的時代，我們不得不小心地理解這個日常詞彙，否則會被質問：什麼是不正常的？有了政治正確，就無法把任何事情說成不正常的了。為了避免誤解，我願意使用一個足夠古老而不至於被“政治正確”所質問的詞彙：中庸。桑德爾的立場可謂中庸之道，一方麵是避免極端、留有餘地的風險規避態度；另一麵是對自然和傳統智慧的敬意。
桑德爾試圖說明，自然所給與我們的是足夠好的禮物，包括我們的生命、身體和大腦，而隨便修改自然之所與（the givens）是缺乏理由的冒險行為。不過，桑德爾沒有拒絕那些合理的技術應用。那麼，技術對自然進行什麼樣的改變算是合適的？這其中應該有個“度”——桑德爾沒有使用這個中國概念，但這個概念特別適合用來表達桑德爾要求的有節製的合理性。李澤厚論證過，“度”雖然難以一般地定義，但在具體實踐中總是清楚明顯的，因此“度”隻能在具體語境下理解。以基因技術作為語境，桑德爾並不否認基因技術能夠帶來某些明顯的好處，比如治療多種疾病，這意味著他沒有反對合理的技術應用，而是反對濫用，其中的“度”大概就是：如果基因技術用來救死扶傷，那麼是正當的；但如果基因技術被用來製造完美（所謂“比好更好”），那麼就是可疑的。換句話說，自然的正常狀態就是“度”，糾正缺陷是正當的，而製造超常是可疑的。這種中庸之道看起來很合理，可是為什麼事實上卻未必被人們所接受呢？我在《第一哲學的支點》一書中討論過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蘇格拉底有個著名論斷：無人明知故犯（no one errs knowingly）。可是實際經驗往往與之相反，因此我們必須解釋一個“反蘇格拉底問題”：人們為何明知故犯？
一種觀點是否有理是一回事，而是否有效又是另一回事。是否“有理”取決於理性論證，而是否“有效”卻取決於人們的需要以及時代需要。桑德爾論點雖然有理，但對於當代現實卻未必有效，盡管人們不會反對明顯有理的觀點，但更可能以實際行動去拒絕或漠視它。為什麼有理的觀念不能必然成為有效的？為什麼人類神話不能見好就收，及時刹車以避免陷於無法控製的災難？盡管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無限發展、無限解放所蘊含的危險，但很少有人能夠抵抗發展和解放的巨大誘惑，即使是飲鴆止渴，也寧可飛蛾撲火。這個困境並非一個單純的技術進步問題，而在於整個現代性的邏輯——化人為神——所蘊含的內在矛盾。
現代性的主體神性有其兩麵，就像硬幣的兩麵：一麵是作為人類整體的主體神性，就好像人類是一體化的神；另一麵是作為獨立、自主、平等個體的眾人，類似於諸神。問題就在於主體性的兩麵並不一致，於是人的神性是自相矛盾的，類似於硬幣兩麵的麵值不一致所導致的混亂。人類主體性的一元神權如果不落實為個人主體諸神的神權，就等於沒有解放任何一個人，就仍然是對人的專製，可是當把人類主體神權落實為個人主體的神權，卻形成了互相矛盾的諸神，人的神性就在諸神的互相衝突中消散了。表現為實踐的結果就是，對於人類整體的合理選擇卻未必是每個人的合理選擇，於是產生了現代社會一個無法擺脫的基本困境：個人理性選擇無法形成集體理性選擇。
無限發展、無限進步、無限解放的現代神學所產生的錯誤即便是致命的，也並非不可救藥，理性就被認為是解藥。真正導致現代社會無法自身糾錯的根本原因在於個人理性無法導致集體理性，這使得理性與理性的運用是矛盾的。既然現代的價值和利益的生效單位是個人，理性用於個人利益最大化就必定優先於理性用於人類整體利益最大化，其邏輯結果就是使得合理或最優的集體選擇成為不可能。於是，審慎的道德呼聲就隻是呼聲而已，幾乎不可能化為人們的集體選擇。也許我們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待，隻能等待物極必反，等待人的神話的破滅，隻有當人的神性被顛覆，人才能認清人的有限地位，從而樂意承擔起人的責任，而不再把人偽裝成神。
可是，人追求完美難道有錯嗎？但首先必須知道什麼是“完美”。對於古代人來說，完美是個完成式的概念，上帝或者自然就是完美的標準和榜樣，人之所思所為都必須符合自然，才有可能接近完美。現代卻把觀念與自然的關係顛倒過來，要求自然符合觀念，完美就勢必變成一個無法完成的開放概念，就像失去奧運精神的奧運會那樣不斷追求“更高更強更快”。根據人的觀念去修改自然，意味著人能夠定義什麼是完美的，而無須聽從自然，這正是人類試圖自證其神性的追求。可問題是，當失去了自然的外在標準或參照，人就反而無從知道什麼是完美了，對完美的想象和追求變成了一種無邊的自由冒險。
人因為自由而好像具有了神性，但仍然存在著一個可以質疑人的神性的事實：人身就是一個未經選擇的被給予的自然事實。這一點一直是主體神性的一個絕對界限，直到基因工程能夠把人身也變成創作的材料和對象，因此，基因工程就成為證明人的神性的決定性最後一役（也許還需要加上電腦技術），但這將是最後審判還是最後解放，還有待未來去證實——所以說，有些事情隻能等待，等待臨界點。對於基因工程，科學家通常會持樂觀態度，他們相信對於“這件事”能夠獲得足夠可信的知識，但哲學家往往傾向於悲觀或保守態度，因為關於“這件事”的充分知識相對於整個自然來說仍然非常有限。在此類事情上，知識論的爭論其實沒有很大意義，反正在最後的事實證明之前不可能見分曉。眼前的問題是，既然最終結果未卜，那麼，有什麼理由可以質疑技術進步的意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