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學校美育麵臨著重新定位和建構的緊迫任務，這一任務的提出，乃是基於對時代條件、文化背景和教育領域發展趨勢的認識，有著非常現實的依據。
我們正處於世紀之交這一特殊的曆史分界線上，在全世界的範圍內，新技術革命正在堅定不移地將人類社會推向工業化的進程，這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長足發展，同時也為人類造成了巨大的困惑，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物質與精神彼此失衡的情況愈演愈烈，高新技術帶來的物質奇跡淹沒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同行業和部門之間的隔膜壓抑了人們交流思想、傳遞感情和相互對話的天然需要，日趨精細的勞動分工導致人的能力的片麵化、單一化，人的精神生活已經失去了對於物質生活的對抗性、超越性和批判性，反而被物質生活所同化、所收買，文化藝術變成了為物質需要進行辯護和論證的單麵領域。中國的現代化雖然起步較晚，但也正在奮起直追加入這一世界性的進程，在曆史舞台上呈現出一副熱氣騰騰、有聲有色的壯觀場麵；同時西方發達工業社會所遇到的困惑在我們這裏也開始露出端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開始向往在現代經濟活動中高新技術與深厚感情的平衡，謀求以情感的柔性來調劑技術的剛性，呼籲以個人價值體係的發展來彌補技術的非個人性質。西方不少有識之士對此開出了各種各樣的藥方，但是問題最後都歸結到教育。約翰·奈比斯特提出學校教育應加重價值觀教育的分量，以期“把技術的物質奇跡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來”，阿爾溫·托夫勒認為學校應通過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革幫助學生建立起一套作為選擇目標和決定行動之標準的價值觀，以利於在未來生活中技術與價值之間相互產生積極影響。路易·多洛指出，當今學校教育“應該再一次回到人的身上來”，使學生有可能選擇最適合於自己個性發展的價值觀，技術進步隻有納入一定的價值體係，才能全麵推動文化的發展，在此過程中教育絕不是多餘的。由此可見，當代西方未來學家、文化學家大都趨於這樣一種共識：在工業化社會中教育應當進一步體現一種人文關懷和人文導向，促進人的情感、個性、價值觀得到健全的發展，使人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和諧地協調起來，構成一種合理、完滿的文化品格。當然我們與西方發達工業社會體製不同、國情各異，不能一概而論，但是上述西方學者所揭示的問題以及為解決這些問題所提供韻方案，對於我們所思考的問題顯然不無意義。
目前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這是一個大眾文化深入人心的時代，市場經濟、商品大潮為大眾文化時代的到來拉開了大幕。大眾文化是一種以經濟實效原則為杠杆，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消費性文化，這一文化特質決定了大眾文化的許多長處，同時也造成了它的某些缺陷，在大眾文化背後起著操縱作用的工具理性、技術統治和市場權力正在嚴重地消解著文化的精神性而代之以物質性，降低了文化的人文含量而適當地提高其技術含量，例如商品廣告對於大眾傳播媒介日益專斷蠻橫的侵占和控製，正是物質無情地擠壓精神這一現狀的生動寫照。這種物質與精神相互失衡的情況有可能導致物本位傾向的抬頭。另外，大眾文化的商品性一旦失去約束而發展成為商品化的傾向，事情就有可能走向反麵，出於贏利的目的，大眾文化往往追求娛樂性、消遣性和刺激性，以提高上座率、收視率、發行量和暢銷度，對於人們的官能快感、感**望，原始衝動的過度縱容和曲意迎合有可能孵化出一種淺薄、粗陋、萎靡、弛懈的文化風尚，對於推動社會進步的奮鬥精神、進取精神和創造精神將產生嚴重的消解作用。凡此種種，對於青少年危害尤烈，成為目前青少年中出現的許多問題的深層原因，同時對於當前的學校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挑戰。
再從教育領域的發展趨勢來看，人們對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學校教育的任務和目標的認識已日趨明確、日趨一致。黨的“十四大”製定了必須把經濟建設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的宏偉戰略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鄭重告誡全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和現代化的實現，最終取決於國民素質的提高和人才的培養。《中國教育改革的發展綱要》指出：“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全民族的素質，把沉重的人口負擔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這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條必由之路。”最近**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一次重申了上述基本精神。由此可見，從中央開始，已經明確認識到，人的素質的培養和提高應成為當前教育工作的中心。另外，在《綱要》關於美育的論述中明確指出：“美育對於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觀念和審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養全麵發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這可以看做是上述認識在學校美育中的具體化，這些基本精神和思想對當前學校美育的重新定位和建構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提出學校美育的重新定位和建構這一目標，也是針對以往美育所存在的問題，具有現實的必要性。
首先，1949年以來，學校美育在教育方針中的地位幾經起落，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況。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1952)教育部所頒布的關於幼兒園、小學、中學的三個《暫行規程》中，都將美育列為與德、智、體同等的地位，強調美育在整個教育機製中的重要意義。但在1957年製定的教育方針中。卻取消了美育的位置，後來在越來越左的政治路線影響之下，導致了當時學校教育中忽視甚至取消美育的後果。在**中央八屆九中全會(1961)以後，隨著“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貫徹，針對教育領域中“左”的傾向，人們又重提美育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並在不長的一段時間內取得明顯的效果。
但是，在不久後的“文化大革命”中，美育被當作封、資、修的東西而遭到無情的蕩滌，在十年浩劫中，美育在教育領域中幾乎絕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春風的吹拂使得教育領域萬物複蘇、百廢待興，而美育也再次被提上學校教育的議事日程，1981年頒布的《全日製六年製重點中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中增加了培養學生審美能力的內容，1986年全國人大通過“義務教育法”，當時的教委負責人對該法所作的說明中指出：在中小學教育中應當貫徹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方針。特別要提到的是，在1993年**中央、國務院製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專節論述了美育的重要性。但是目前美育的內容尚未被列入教育方針，還沒有取得立法的地位，目前教育方針仍然采用“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一提法，與《綱要》的精神還存在著不相一致之處。
其次，對於美育的本質還存在著認識上的偏差，一些流行的觀念還未得到有力的糾正。一種觀點認為，美育是德育的一部分，從屬於德育，美育是實現德育的工具、途徑和輔助手段，這種觀點過於強調美育與德育之間的聯係，但忽視了美育與德育之間的區別，以至取消了美育的獨立性，否認美育在目的、內容、功能、方式上的特殊性，不利於美育的展開。另一種觀點認為，美育即藝術教育，是關於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技能、技巧的培養。這種觀點的不足在於將美育的功能縮小和降低了，僅僅局限於培養具體的技能、技巧的範圍，而沒有在塑造新型文化品格這一更高的層麵上來認識美育的意義。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美育是一種情感教育，這是就美育與德、智、體的分工而立論的，即認為德育是道德品質的教育，智育是知識、能力的教育，體育是身體素質的教育，相對於此，美育則是情感的教育，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又是不夠的，因為美育的目標不僅僅在於情感教育，還在於人文品格的塑造，而人文品格的豐富內涵並非情感生活一端可以囊括，故僅談情感教育有以偏概全之弊。有可能削弱美育的豐富性。